恐龙古生物学新流派：一个新的开始
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化石的研究才开始复兴，成为引起人们更广泛和更普遍兴趣的学科。推动这一复兴的是一代富有进化思想的更年轻的科学家。他们渴望证明，来自化石记录的证据绝非达尔文所说的是“看不懂的天书”。支持这项新工作的前提是，进化生物学家显然被限制在以二维世界为主的范围内与现生动物打交道——他们可以研究物种，但不能亲眼目睹新种的出现——相反，古生物学家的工作是在包含时间的三维空间里。化石记录提供了可使新物种出现、老物种绝灭的足够时间。这使得古生物学家可以提出与进化相关的问题：地质年代表是否提供了更多的（或者说不同的）有关进化过程的观点？此外，化石记录是否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对它的分解能否揭示某些进化的秘密？
详细的地质调查开始展现丰富而连续的化石记录（特别是贝壳类海洋动物）——比查尔斯·达尔文曾经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因为在他所处的19世纪中叶，古生物学研究工作还处在相对初期的阶段。这项工作产生的观察结果和理论，向生物学家有关地质年代中长期的生物进化模式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达尔文的理论所无法预见的、突然的、大规模全球性绝灭事件和动物群复苏时期被记录下来。这些事件似乎顷刻间重新调整了生物进化的时间表，这也促使一些理论家对地球上的生命历史采取更倾向于“片断式”或“偶然”的观点。历史上全球动物群多样性的大规模变化，或者说宏观进化，似乎是可以证明的；这在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没有预见到，也需要进行解释。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奈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提出了“间断平衡”理论。他们指出，进化理论的现代生物学解释需要扩展或修改，以适应在化石记录中反复出现的物种变化模式。这些模式由长期的平静（“平衡期”）和与其相对的短时间里的快速变化（“间断”）所组成。在平衡期，可观察到的物种变化幅度相对较校这些看法与达尔文的预测并不一致，后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的面貌发生缓慢而逐渐的变化（被称为“渐进演化论”）。这些观点还促使古生物学家对自然选择在何种水平上可能发挥作用提出质疑：或许某些情况下它能够在个体水平之上起作用？
结果是，整个古生物学领域变得更有活力、更引人探寻，而且视野更开阔；人们还准备将这个领域的工作与其他科学领域更广泛地结合在一起。甚至非常有影响的进化生物学家，例如几乎从不和化石打交道的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也承认古生物学家对该领域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在古生物科学这个综合领域重新建立自己威信的同时，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是产生重要的恐龙新发现的时期；这些事件注定激发出直到今天仍然重要的观点。这场复兴运动的核心是耶鲁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这也是“化石战士”奥思尼尔·查尔斯·马什最初工作的地方。但此时的复兴运动是一个叫做约翰·奥斯特罗姆（John Ostrom）的人引领的，他是一位年轻的古生物学教授，对恐龙怀有浓厚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