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中的政治滥用
精神病学一直以来都有着双重义务——照料个体病人和保护社会。这一“社会控制”的方面必须与个人权利进行谨慎的权衡，尤其是在强制治疗中。在大多数国家，如何掌握这种平衡仍然是激烈辩论的议题。对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以及美国南部各州种族隔离期间的黑人，精神科提供的治疗与它提供给白人的治疗差异极大，这常常被视作是政治滥用。类似的，在英格兰，对少数族裔病人强制收容的比率很高（特别是非裔或加勒比裔黑人），这也被引为对不同文化近乎压制的不宽容之一例。这类政治滥用中的政治大概是“小写的政治”。不平等的医疗条件是众多医疗保健体系的特征。这或许是无可辩解的，但很难称它是旨在迫害某一特定群体的有意政策。
然而，前苏联毫不掩饰地利用精神病学压制政治异见，或令其失声，这确实是有意识的迫害。苏联人采用了一种叫做“迟滞型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意思是缓慢发展、没有阳性症状（幻觉、思维紊乱等）的退缩和反常。迟滞型精神分裂症被用作了拘禁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工具，他们反对政府，但并没有明显表现出精神疾病的迹象。当然，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体确实反对政府，认为政府在迫害他们。苏联在其司法精神科诊所里关押了数字庞大的明显健康的个体。这是一个丑闻，它严重损害了精神病学的公信力（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
苏联精神病学的滥用也带来了一个积极的结果，那就是在精神病学内部发展起了一场挑战此类实践的国际运动。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组织定期访问和监督全世界的监狱和拘留所，现在它们将精神病院也纳入到这项例行工作中。国际社会对该问题增强的认识为防止政治滥用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