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罪
和所有医学一样，精神病学的历史上有过一些现在看起来危险甚至野蛮的治疗手段。在对其严厉谴责之前，不妨先设想一下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夭折和暴毙是一种持续的威胁，极度的疼痛不得不被忍受，并且常常数周、数月不见尽头。可以确定的事情屈指可数，有效的疗法更是凤毛麟角。两个世纪以前医生愿意做的，以及病人准备忍受的，必须以非常不同的标准来判断。此外，尽管我们有把前工业社会罗曼蒂克化的倾向，但民间对待精神失常者也远远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残疾的个体常常得到收容，偶尔还得享尊崇，但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常常被社会摒弃（这可能意味着死亡），或被当作女巫之类而受到迫害。
早期精神科医生在当时使用的标准医疗方法包括：放血、导泻和拔罐（将热杯附到背部来“吸出”毒素）。后来出现的较早的收容院摒弃了这些方法，转而强调道德治疗（第二章）；不过，为了迫使“狂暴地”激越的病人平静下来，各种极端的手段也多有试用。这些手段包括冷浴（直到进入20世纪后仍能见到）和一系列为了让病人精疲力竭而发明的装置，例如臭名昭著的“旋转椅”。然而，收容院时代的主要罪恶是忽视——限制人身而不给予关注，损辱尊严的条件而不是主动的虐待。
长期波动的疾病尤其容易招来牵强的理论和疗法。这是走投无路和纯粹巧合（某一疾病可能正巧在使用某种毫不相干的治疗方法时康复了）一同作用的结果。在19世纪晚期，曾经掀起一阵风潮，即移除精神病人原本健康的器官，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是“脓毒症”（低度感染）的发病部位。成千上万健康的牙齿和扁桃体被拔除或摘除了，甚至发展到切除大段大段的肠道。在新泽西的特伦顿州立医院，亨利·科顿医生（Henry Cotton）一直倡导这种做法，直到他本人在1933年过世（这其中包括了将他自己两个儿子的牙齿全部拔光，甚至还对其中一个儿子做了腹部手术）。这些治疗手段在当时就存有争议，但仍然得到了一些素有名望的精神病学界人物的支持。
霍桑效应
令问题复杂化的一个因素是，即使治疗本身是无效的，围绕治疗方法而引发的争论和关注却能带来真正的变化。这一点在胰岛素昏迷治疗中得到了显现。长期以来，精神科一直在使用胰岛素刺激病人食欲及平静激越的病人（否则这些病人可能真会饿死）。胰岛素昏迷疗程被认为对治疗精神分裂症具有疗效，并在20世纪30至60年代成为了常规疗法。这种治疗方法具有潜在危险性，需要熟练和细心的护理——如果昏迷太深，病人可能会死亡。它是第一个采用对照试验验证其疗效的精神科疗法。一半病人服用安定药后进入浅睡眠，另一半则置于胰岛素昏迷之下，医护人员不知道哪些病人用的是哪种治疗。结果显示，两组的疗效是相同的，这迫使精神科医生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专心的护理和由治疗激发的希望发挥了作用，而不是胰岛素。这种治疗手段被放弃了。这一效应即“霍桑”效应，而精神病学研究也从此必须始终考虑热情的作用。
热情不应该从精神病学中剔除。许多医学可能最好在一个不带感情的、科学的心智框架中来施行，但精神病学要求其医护人员心怀希望，保持乐观。病人常常会失去希望，需要通过帮助才得重新获得它。希望本身便有治疗作用，正如胰岛素昏迷研究显示的那样。很多研究证实，乐观情绪能够对疾病结局产生影响（甚至在癌症病人中也是如此）。然而，乐观可能会导致过度热情，治疗（包括有效的治疗）的使用也会明显超出其适应证范围。
电休克治疗和脑外科手术
电休克治疗自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60年代的施行之中，肯定是被过多使用了。在此之后，它的使用并未停止，依旧被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反常行为，尽管很明显它主要的作用在于治疗抑郁症。最初的治疗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实施的。由于它公开声称“治疗”反常行为，因此它的使用，或是威胁要使用它，无疑有时被作为惩罚而误用了。一些耸动的和具有误导性的描绘（例如在《飞越疯人院》中对杰克·尼科尔森的角色实施的未经改良的电休克治疗），仍在激起人们的争论。
在很多国家，公立精神科几乎不可能进行电休克治疗——例如在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还有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在英格兰，以及美国的好几个州，已经数次提出议案要求禁止电休克治疗，只是仍未成为法律条文。这其中部分的原因无疑是因为早期的过度使用——很多最猛烈的批评者是那些接受了不当的电休克治疗而没有获益的人。然而，即使对支持电休克治疗的人来说，它多少还是有些令人反感。它看似是对人类最精细、最重要的器官——大脑的“粗暴”伤害。作为具有创造力和知觉力的生物，电休克治疗的体验像是对我们这一本性的冒犯——尤其是我们并不真正地知道它究竟如何起作用。电休克治疗一直遭到基督科学教等团体的激烈反对。
比电休克治疗的过度使用还要令人震惊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由沃茨（Watts）和弗里曼（Freeman）发起的脑外科手术运动。精神科中的脑外科手术源于在匹兹堡一家钢铁厂发生了一件离奇事故后观察到的结果：监工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遭一根钢条穿透脑部，但却幸存了下来。事故造成的唯一能够看出的损害是他个性的一些变化——他变得随和友善了许多（但也更加行为无忌和满口脏话）。为了减轻无可忍受的慢性焦虑或反常行为，切断与前脑的联系（在钢条穿过的部位）被拿来作为了孤注一掷的尝试。这种手术在欧洲称为脑白质切断术，在美国称为叶切断术，1935年由葡萄牙精神科医生埃贡·莫尼斯（Egon Moniz）首创。他因此于1949年获得诺贝尔奖，但命运的捉弄是讽刺的，他在1955年被一个心怀怨恨的病人开枪射杀。
精神外科或许能够帮助非常有限的一群个体，即因严重的强迫性神经症或慢性抑郁症而完全致残者。它似乎是通过使病人不再对自己的症状感兴趣来起作用的，而不是消除症状。病人体验到强迫性想法，但不会纠结于此，而是能够将它们忽略。手术会带来个性的一些变化——据说病人会变得有点“钝”。
脑外科手术激起了与电休克治疗同等的不安。该手术看起来侵入性过强，过于残酷。对它如何起作用的解释则表浅又难以令人信服。弗里曼和沃茨发展出了这种手术的一个极简易版，仅仅需要局部麻醉即可施行。他们两人淡化手术的风险，巡游美国各地，在大型精神病院里实施了数千例这样的手术。1939至1951年间，在美国施行的此种手术超过了5万例，其中仅弗里曼一个人就做了3439例。当代的技术已大为不同（通常只会损毁数立方毫米的脑组织），而且受到高度的管制。现在在英国，每年只有数十例这样的手术，美国的数字也是一样。尽管如此，脑外科手术仍然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的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甚少改变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