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实践中的争议
精神病学实践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其易遭误用和滥用的可能。它包含着一种高度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病人非常依赖和脆弱，他们的观点和申诉很容易被看作是“疾病的一部分”而置之不理。诊断过程的主观性也是一大原因，这一过程依赖于精神科医生在没有可见疾病标识的情况下，对病人的动机和精神状态作出评估。精神病学的历史同样不能给予人们多少信心。可耻的政治滥用、不经的理论学说，以及在我们看来既危险又野蛮的治疗手段在它的历史上都层出不穷。现代精神病学广受监督（机构的大墙已经不再能够阻挡视线），再加上信息通达的公众，以及它犯了错误愿意承认的态度，这些或许是针对此类滥用最好的防卫。令人欣慰的是，精神病学也已完全投入到了世界范围内科学的、循证的医学运动——事实和数据优先于权威和观念得到考虑。因此，尽管本章的重点在于精神病学可能会犯什么错误，但不要忘记，更多的时候它是对的，而且其进步是巨大的。
在公众的想象里，精神病学滥用的最大风险来自于它无边的权力。邪恶精神科医生的形象在电影中频频出现：他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操纵受害者的心智，并以把精神痛苦者和易受暗示者握在手心为乐。《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莱克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非常善于洞察受害者的思想，并运用这种力量引他们入套、利用他们。在另外一些电影里，精神科医生生出了用自己的力量统治世界的夸大妄想。
在较小的程度上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精神科医生因为确信自己绝不会有差错而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为确认性别认同是由社会决定的而进行改变性别认同的实验；其他的例子还有：在一时的疯狂之下，毁伤了数百人的牙齿和肠道，只为了消除其中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病因的感染源；在20世纪40和50年代大规模地施行脑白质切断术。然而，大部分精神病学的过分做法却恰恰是出于相反的缘由，它来自精神科医生因无能感和挫败感而转向寻求更为极端的干预手段，以帮助受疾病折磨的病人。
这样的态势正在发生变化。职业领域不再如此权大势强、不受控制。对权威的服从和推崇正在遭受全球攻击。精神病学实践中当前的风险或许较少地来自职业上的隔绝和自大，更多地来自社会责任。监督精神科医生可能只是任务的一半——我们需要对其他强势的游戏参与者（跨国医药公司、政府、压力群体）保持警惕。这是一个不断发散和变化的课题，所以下文只是略作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