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精神病学运动
关于心智和大脑、先天和后天的争论一直以来都是精神病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这些争论支撑了对精神病学最为持久和著名的“外部”攻击。这就是后来所称的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反精神病学运动”。60年代初的精神病院丑闻和埃尔温·戈夫曼《收容院》的发表为这场破坏力极大的袭击奠定了基矗这不是针对精神病学某些实践或体系内某些失误的批评，而是对精神病学本身地位正当性的攻击。
反精神病学运动想要传达的信息是，精神病学需要的不是改善，而是应该整个废弃。往好里说，精神病学不但唬己，而且唬人，往坏里说，它就是披着仁医羊皮的狼，是用于压迫的极恶工具。三位颇具个人魅力的作家涌现为这场运动的化身。其中两位是执业的精神科医生。在学生骚乱正势成燎原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他们的著作成为了大学校园里的《圣经》，并在1968年的巴黎学生革命及其国际影响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托马斯·萨斯是个移居美国的匈牙利人，他因1961年出版的著作《精神疾病的神话》而声名鹊起。在这本，他提出“精神疾脖是为了剥夺离经叛道个体的合法权利而虚构出来的。他强烈反对非自愿治疗，主张将精神病学和政府分离，要求废除以精神失常为由的辩护。他认为，被判定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体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也应该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是说，精神病患者应该有权拒绝治疗，而如果他们违犯了法律，同样应该被送进监狱，即使他们病状明显也一样）。他常常将癔症作为自己的精神疾病模型（这或许反映了他在纽约做精神分析师的经历），这局限了他论点的说服力。有人提出，他的极端自由意志论立场和对强制手段的反对都源于他在苏联占领下的个人经历。基督科学教经常引述他的论点，作为他们反对由政府掌控和强制性的精神病学的依据。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哲学家，他认为精神疾病的概念是后启蒙时代出现的一例异常。他反对将身份分类，认为疯狂的存在不等于疯人身份的存在。他的著作《疯狂和文明》直接对精神病学实践的基础发起了挑战，把它描绘成阻抑的、控制的（而不是治疗的、解放的）。他的著作对欧洲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于巴萨格利亚在意大利进行的改革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他的文笔晦涩难懂，他的著作也是被人引用的多，阅读的少。
反精神病学运动家中思想最易懂、影响最广泛的是R. D. 兰恩。这位格拉斯哥的精神分析师凭借卓绝的头脑和明快的散文式文风，写出了一系列的畅销书，颠覆了整个精神病学界。他见解独创、言行冲动，整个职业生涯里观点都一直在不断变化，而且和弗洛伊德一样，他不觉得自己有必要承认这些根本性的变化，甚或是解释它们。他的第一本、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1960）。他将自己的立场称为“存在主义现象学”（还是不要深究的好！），提出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妄想性思维只不过是对世界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他认为这样的思维我们理解起来会有难度，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创造性的，并且如果有足够的想象力和道德勇气，它是可以被理解的。然而，这些不同的世界观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因此我们试图以强加诊断的方式拒绝接受它们，将它们“病态化”。
这本著作中充满了对兰恩治疗过的病人生动鲜活的描述，对他们所处困境的诠释触动人心、天马行空。《分裂的自我》一书给人留下的关于精神病的印象是，这是一个饱受折磨仍英勇顽强的个体在传达自己清晰、真实的体验，却遭到社会怯懦和卑鄙的拒绝。虽然兰恩并不否认精神疾病患者的痛苦，但他对疯狂本质上抱着罗曼蒂克的看法，因此在攻击精神病学的同时，又（自相矛盾地）为精神病学吸引到了新的生力军。和萨斯一样，兰恩从未自称是个反精神病学运动家（这一称谓是1967年由他的同事戴维·库珀［David Cooper］创造的），他一直都在执业，虽然方式离经叛道。
兰恩在他的第二个“阶段”提出，家庭拒绝接受孩子逐渐形成的身份促成了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他与阿龙·埃斯特森（Aaron Esterson）合著的《健全、疯狂和家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将精神分裂症看作是对阻抑和拒绝的教养方式的反应。由此书获得灵感拍摄的电影《家庭生活》（1971）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反响。兰恩的第三个阶段出自他大量服用致幻药物LSD的亲身体验（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1967年出版的《经验政治与天堂鸟》一书视精神病为一次迷幻的发现之旅，在这一旅程中，知觉和意识的边界扩张了。
兰恩担当起这样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角色听上去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他在职业生涯之初是个军队精神科医生。他的个人生活风波不断，结过数次婚，有很多孩子。他的讲座精彩起来会启发灵感，糟糕起来的话坦白说是痴言胡语、不知所云。他激发人们反体制情绪的能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1969年他在东京对一群学生作了演讲之后，这些学生跑去烧毁了精神病学系！他一生直至62岁去世时都是个激进分子，而他的离世方式也令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惊讶：他突然倒下时正在法国的度假胜地蓝色海岸从事着小资得不能再小资的活动——打网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