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的起源
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是精神分裂症的起源。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精神分裂症会在家族中代代遗传，而且也观察到这些家族看起来会显得“古怪”（怪僻或退缩），常常还会伴随紧张或过度干涉的家庭关系。由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表现在思维和与人相处方面的病症，因此很明显地，它和早期的教养之间可能存在着联系。毕竟，家庭生活是通过思考和相处来进行的，而其目的则是为了使成长中的孩子能够掌握这些方面的技能。随着精神分析理念应用于精神分裂症（这是弗洛伊德本人明确避免的），很多理论被提了出来，其中一些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成为了精神病学语汇的一部分。
“精神分裂症源性母亲”
这些理论中最臭名昭著——而且也许是最具破坏力——的，是关于冷漠、敌对但控制欲强的家长的理论——即“精神分裂症源性母亲”（字面意思是“导致精神分裂症的母亲”）。这个说法由分析师弗里达·弗洛姆－赖希曼（Frieda Fromm-Reichmann）提出，她曾与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一道，对美国的住院精神分裂症病人进行了长期的高强度精神分析。她最著名的病人乔安娜·格林伯格（Joanna Greenberg）后来在自己的畅销自传体小说《我从未向你承诺过玫瑰园》中叙述了这一治病经历。
弗洛姆－赖希曼描述了一个强势但又冷漠和拒绝与人亲近的母亲形象，她将病人紧紧捆绑在自己身边，阻止病人健康的独立能力和自我意识的成长。精神分裂症于是被理解为一种“自我发展”障碍，其结果是个人边界的薄弱（所以才有了幻觉当中内部和外部体验的错乱）。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弗洛姆－赖希曼的结论简直是荒谬的。她的结论完全基于对病人陈述的分析，从未亲自见过或访谈过病人的母亲。有传言说，她的想法仅仅来源于对11位病人的分析。尽管在专业领域内这一结论早早就遭到了摒弃，但仍有人确信家庭能够“导致”精神分裂症。这使得很多父母无休止地责怪自己，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还受到了精神卫生工作者的白眼和排斥。
“矛盾性支配”
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与一个孩子进行逻辑错误、自相矛盾的持续交流，会对这个孩子正常自我意识的形成和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建立造成妨碍。贝特森深受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怀特海（A. N. Whitehead）的数学著作的影响。这两人提出的其中一个理论是，规定某一数列的那个数字本身不能是该数列的一员——因为这个规定数字属于“逻辑上不同的序阶”。贝特森宣称，交流中也存在类似逻辑上不同的层次；在我们（常常是以曲折隐晦的方式）互相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信息的一部分指明了它的主要部分应该如何理解。他将这些曲折隐晦的信息叫做“元交流”（即关于交流的交流）。典型的元交流是感情上的、非语言的，并且成为了对家庭的自动假设（例如，“母亲只能够爱孩子，对孩子永远只有正面的感想”）。
贝特森将非语言信息和语言信息互相抵触的情况称为矛盾性支配：例如，一个明显愤怒的母亲说，她对孩子打碎杯子一点都不介意，并伸出双臂要拥抱孩子。矛盾性支配需要三个组成部分：简单明确的信息、构成矛盾的元交流，以及对承认矛盾的绝对禁止。这三个部分都是必需的，但其中最具病态的恐怕是家庭文化对矛盾的拒绝承认。毕竟，所有家庭都会发出矛盾和令人困惑的信息。“矛盾性支配”这个术语现在用来宽泛地表示任何矛盾的交流，但是贝特森的理论要精确得多。
这些理论最后都被细致的科学研究确凿无疑地驳倒了。其中一种方法是让独立的研究者分别认真听取有和没有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家庭的对话录音，评定矛盾性支配的发生率，或对这些家庭进行访谈，然后评定其冷漠、敌对、过度干涉等的等级。这些研究的结论是没有发现可靠的差异。而对收养的研究则给了这些理论致命的一击。对从一出生就被健康家庭收养的儿童进行的缜密研究发现，他们长大之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率与由患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抚养长大并无二致。与此类似，对刚出生就被不同家庭收养的双胞胎所作的研究表明，同卵和异卵双胞胎之间精神分裂症发病率的差异同他们在亲生父母家庭长大的发病率差异也相同。当然，这些风险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抚育和环境显然仍发挥着很大的影响。
虽然家庭影响是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这一理论已被肯定地推翻了，但它仍涉及疾病的病程。生活在情绪高度激化的家庭中的精神分裂症病人更常发玻当然，这有可能是因为病情较重病人的家庭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见第四章）。然而，训练家庭减弱反应的情感强度的确能够降低发病率，因此高强度表达的情感大概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