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和经验主义心理治疗
有些心理治疗学派在经过发展之后使用精神动力治疗的技术，但并不接受其理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就是其中之一；正如其名字所示，它对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不作假设，而是将重点放在帮助病人用自己选择的方式表达身份上。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与荣格的方法有些接近，并随着社会的僵化和划一程度日益降低而越来越流行。
弗洛伊德的病人通常知道家庭和社会对自己的期望，并且因为不能达到这些期望而痛苦。但在21世纪初，人们更倾向于体验到的是无目的和空虚，而不是无法实现期望的内疚。情感疏远和意识错乱现在已成为病人主要的症状，因此心理治疗正变得越来越结构化，以为病人提供界限和包容。
这些更加注重此时此地的治疗不知不觉地融入到了个人成长运动中。有时很难区分诸如格式塔治疗或碰面小组是为了减轻痛苦进行的治疗，还是为了提升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所作的练习。或许目标是什么并不像谁达到这个目标那样重要。不可否认地，抑郁和沮丧的精神科病人从这类改善精神面貌和自信心的活动中极大地受益了。在对自伤的年轻女性进行治疗时，直接针对自尊问题可能是最有效的干预之一。
精神动力治疗目前在精神病学中受到攻击。其遭受批评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研究能够证明它们确实行之有效。另外，它们要求治疗师自己也接受治疗，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持续接受督导，这种做法损害了客观性，并且使得精神病学有点像一个“宗教秘社”，而不是一个专业。对短期动力治疗进行的一些研究显示，其疗效大体上是不错的。然而，尚需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以识别哪些方面是有效的，哪些是多余的。这样的机遇甚至可能已经错过了。精神动力治疗的许多核心特征现在已经被吸收进常规照料中（前面提到过的类型A和B治疗），因此它们作为特异性治疗的贡献可能很难剥离出来加以评价。
精神分析遭到如此强烈的批评并不奇怪，因为它确实过度地推销了自己。从1940年到1970年，精神分析在美洲（北美和南美）几乎将所有其他理念都逐出了精神卫生服务——以至于大部分人以为精神科医生就是精神分析师。由于精神分析对精神病患者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这些人被忽略了，同样被忽略的还有基本的诊断和治疗技术。批评家们指责说，这一时期美洲的精神病学虽然受到尊崇，工作人员人数也越来越多，但却完全背弃了严重的精神病人，也完全背弃了科学。肯尼迪总统在60年代初曾经试图给这个专业重新定位，但却没有成功；这一重新定位直到药理学革命时才真正实现。一种更科学、更具自我批判力、建立在确凿研究数据基础上的精神病学出现了，它对精神分析进行了报复（也有人说，现在这种精神病学正在犯下许多同样的错误——第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