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精神病学的诞生地
19世纪下半叶，讲德语的欧洲地区智识领域一派繁荣景象。组成现代德国的那些邦国相互之间是竞争者，它们以各自的地方政府为中心，拥有声名显赫的大学和机构。与当时的法国不同（在法国所有事情都发生在巴黎），德意志地区有数个文化和语言上相关、但各自独立的革新中心——慕尼黑、柏林、维也纳和苏黎世。在这些中心诞生了现代精神病学的伟大先人：格里辛格（Griesinger）、莫雷尔（Morel）、阿尔茨海默（Alzheimer）、克雷佩林、布洛伊勒、弗洛伊德和荣格。1864年在柏林，格里辛格成为了第一位精神病学教授，而到了1882年，这一数字已经变成了6个。相比之下，英国在1948年才任命了第一位精神病学教授。
这些学术职位基本上没有安排在精神病院内，也并非专为治疗精神病院中大批患有精神病和痴呆的病人而设。大部分研究在大学诊所里进行，其中大多集中于细致的神经系统检查，其目的是试图阐明当时认为引发了精神疾病的“变性”机制。在精神病学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当中，有三位进入这个领域是出于私人的原因。克雷佩林和弗洛伊德都是因为坠入爱河，布洛伊勒则是因为家庭原因。弗洛伊德和克雷佩林都在大学里拥有成功的研究职位（弗洛伊德正忙于解剖鳗的神经系统）。在当时，研究生涯与婚姻和家庭是不能兼容的（无论是从收入还是从时间上而言）。然而，这两位都遇到了心仪的结婚对象，所以别无选择，只好放弃前途光明的研究职位，寻找“现实的”工作。幸运的是我们知道这两位后来的婚姻生活都很长久而且幸福。布洛伊勒出生于瑞士苏黎世州并在那里长大，他不想搬迁。他的妹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亲近。因此，回到她所在的伯格尔斯利医院工作看起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正是这三个人塑造了现代精神病学。
克雷佩林（1856—1926）
克雷佩林与他的新婚妻子于1886年搬到了多尔帕特（现属于爱沙尼亚）做收容院医生。当时的专业人士阶层讲的是德语，但他的病人却不会——结果是他一点也不明白他们说了些什么，无法有效地与之会谈。他于是研究他们的病例记录，观察他们的病情波动。由此他作出了精神分裂症（他称之“早发性痴呆”）和躁狂抑郁症之间的区分。虽然这两种病症在急性期的时候难以辨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重要的差异便显现出来。（他认为）早发性痴呆病人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康复，并且随着每次急性发病残疾程度越来越重。基于疾病的病程，他确立了两种主要的功能性精神病的分类，这一分类直至今天还在沿用。
“克雷佩林式的”一词暗指对精神分裂症的消极看法（若依据其结局较差来定义精神分裂症，那么只有在结局确实较差的情况下才会下这一诊断），而且夸大了精神分裂症与躁狂抑郁症之间的差异。然而，仅仅是证明能够成功地对精神病进行分类这一点就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一旦能区分不同病人群体，就可以对结局作出合理的预测（“预后”），并绘制出这两种疾病各自更为清晰的图景。在区分出了这两种疾病之后，精神科医生开始能够区分其他疾病（痴呆、脑梅毒、中毒）。从最简单的层面来说，这一分类使得精神病学更加关注病人的病情，并为一些基本的预测和治疗的发展奠定了基矗
克雷佩林一生到处周游，并且声誉渐隆，影响日增。他还是一位禁酒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他到意大利的一次演讲中，他激进的诊断理念还不及他拒绝饮酒这一事实更令他的意大利同行感到惊异。实际上，他认为倡导禁酒是自己为人类做出的主要贡献。
尤金·布洛伊勒（1857—1939）
布洛伊勒于1911年首先提出了精神分裂症这个术语。此前他在苏黎世的伯格尔斯利医院进行过多年的认真研究。布洛伊勒的状况可以说和克雷佩林天差地别。他从小时起所讲的方言就与他的病人一样；他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妹妹住在同一家医院里；他晚上常常和病人聊天。他通过各种方式试图理解和弄懂他们的内部世界，而不是像克雷佩林那样仅仅进行观察。他对精神分裂症的定义基于病人体验的内容。这种途径使他在疾病结局良好的情况下也能下诊断（假定特征存在的话）。当然，很多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结局较差，但布洛伊勒确认了有些病人可以是结局良好的。
布洛伊勒认为，精神分裂症主要的紊乱是从亲密关系中的退缩，以及思维和心境的紊乱。他认为幻觉和妄想是病人试图弄明白这些紊乱体验的努力。他用他著名的“4个A”来定义精神分裂症——孤独（Autism，指退缩）、情感（Affect，指心境紊乱）、联想（Association，指思维障碍——将不同寻常的联想或含义加诸词语）和矛盾性（Ambivalence，指缺乏方向和动机）。布洛伊勒的方法近年来被对“阳性”症状（妄想、幻觉、思维障碍）的关注所取代，因为阳性症状更容易识别，并且能够通过药物有效地治疗。对于这种最具破坏力的精神疾病，布洛伊勒的方法显然更为人性化，因为即使是对最严重病人的体验它也赋予了意义。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
和克雷佩林一样，弗洛伊德也不得不为了婚姻放弃自己喜欢的职业。作为一个犹太医生，他当时可能的选择就只有一条路——私人执业。弗洛伊德没有在收容院工作的经历，所接触病人的几乎都是神经症患者；他对自己的方法在治疗严重病人时的局限性一直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在仔细阅读他记录的病史后会发现，他无疑治疗了一些紊乱情况相当严重的病人。他的探索将他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即精神分析的建立（第三章）。他认为自己既是一个治疗精神问题的医生，又是一个探索精神世界的科学家。他始终相信，躯体治疗（即通过药物治疗）最终能治愈精神疾玻
我们可能会以为，这些一个世纪之前的群体之间是相互对抗或回避的，但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这时的精神病学仍然处于“前医学模式”阶段。在大型收容院工作的医生将病人按粗泛的诊断群体分类之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和病人交谈。道德治疗演化为粗糙和简易的心理治疗。没几个人相信这种方法能治愈疾病，但医生的角色从来就未局限在仅仅是治愈上，它还包括了减轻病人的痛苦。这一时期收容院医生的日志见证了他们花在和病人交谈上的时间——他们试图给病人带来安慰，并且靠讲道理使他们平静。
另一位伟大的德国精神科医生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著作正反映了这一点。雅斯贝斯30岁时在海德堡撰写了名著《普通精神病理学》（1913）。这现在仍在印刷，在描述精神病性疾病的心理过程方面，至今还没有超越它的著作。开始的时候，雅斯贝斯对精神分析师们的著作秉持接受的态度，并且在自己的清晰地区分了研究精神疾病的两种途径。第一种是“理解”（verstehen），第二种是“解释”（erkl?ren）。他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是合理和必要的：病人说的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导致了病人这样说？这在精神病学中仍然是引起争论的二分法——尤其是在心理学观点和生物学观点之间。但是，雅斯贝斯最终对弗洛伊德失去了耐心，因为他感到弗洛伊德在暗示理解就是解释。在精神病学发展之初，两种途径都是需要的、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