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和神经症性障碍
并非所有精神障碍都存在精神病中见到的与现实的分离。事实上，精神科医生看过的大多数病人患的不是精神病，而是破坏性较小的精神障碍。它们中大部分以持续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为特征。这些精神障碍曾经一度堆置在“神经症”的名下，但是这个术语在精神病学中已经不再流行了。然而，神经症这个术语虽然相当模糊，却十分有用，并且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故仍然使用它。神经症对当事人来说引起苦恼和痛苦，但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一点都不明显。神经症在严重程度上差异很大，很多人在应对神经症的同时，能过正常的生活（结婚、工作）。但是对于一部分人，神经症可以像精神病一样致残。
抑郁症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人群中终生患病率约为15％。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世界范围内仅次于心脏病的导致终身残疾的原因。抑郁症似乎越来越常见（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不过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检测手段的进步、公众意识的增强和病人更愿意寻求帮助。有幸的是，随着抗抑郁药和更有效心理治疗（例如认知行为治疗）的发展，抑郁症通常好得很快。大多数病人由家庭医生治疗，只有最严重的病人才转诊给精神科医生。一部分抑郁症病人最终确诊为双相型障碍，但我们在这里将只集中讨论“非精神病性”群体。
抑郁通常被体验为深刻的苦恼，对未来失去希望，并且常伴有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病人往往处于紧张和焦虑的状态，睡眠紊乱，体重下降，无法有效地集中注意力或者正常做事。他们常常落泪和想到自杀，疼痛和对健康的担心也经常出现。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病人报告“没有感觉”（冷漠和空虚的状态，不能享受任何事物）而不是悲伤。病人也可能沉溺于饮酒或吸毒，以此作为自我治疗，结果几乎总是使情况更糟糕。抑郁与一般悲伤的区别在于，抑郁状态持续不缓解，而且体重下降和失眠更是延长了这种状态。
抑郁症在女性中的发病率是男性的3倍。有些人在体质上或气质上得抑郁症的风险更大，但是抑郁症显然受到生活处境的影响。在穷困、失业、独居、朋友极少以及患有痛苦的或致残性的躯体疾病的人群中，抑郁症要常见得多。早年丧母和童年困苦会使成年期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升高。抑郁症还更容易在发生严重的个人问题（分手、考试未能通过、丢掉工作等）之后发玻
要帮助抑郁症病人，光靠抗抑郁药几乎总是不行的（虽然抗抑郁药很有效）。咨询、帮助寻找出路、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治疗以及确保支持性的社会网络都是需要的。随着对抑郁症理解的加深，人们认识到社会网络和友谊对我们有多么重要。社会网络和友谊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这些，几乎没有人能生存。为孤单的年轻母亲及其孩子提供社会网络的全国性项目，如美国的Head Start和英国的Sure Start，都包括了抑郁症预防策略。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在一生中数次体验到具有上述所有特征的抑郁阶段。大部分人会很快地自发度过这些阶段。确实，可以把抑郁看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人生过程——一个我们可以正确地处理自己失去的东西、恰当地认识这一损失、找到新的平衡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稍微退缩到自己的世界里是合宜的；一些精神分析师认为，产生抑郁的能力是迈向人格成熟的重要一步。那些似乎从来不抑郁的人反而会让我们觉得不同寻常或古怪。精神科医生多年来致力于明确区别“临床抑郁”和“正常抑郁”，但坦率地说，这种努力失败了。其区别更多的是程度上的，而不是遗传上的或症状模式上的。若抑郁持续不断，或症状变得难以忍受，则需要治疗；若几周后自行好转，那就没问题了。
焦虑
焦虑是拉薄了的恐惧。我们都体验过焦虑，而且焦虑无疑是有益的——一定程度的焦虑使我们保持警觉，有利于更好的行为表现；例如，对不及格的恐惧促使我们为考试埋头苦读。然而，心理学研究发现，随着焦虑水平上升，行为表现只能提高到某一点，而当焦虑超过某一水平以后，行为表现会急骤下降。焦虑障碍或许和抑郁症一样常见，但是焦虑障碍的病人中寻求帮助者较少。“广泛焦虑障碍”的病人持续地过度焦虑。我们大多数人时不时地会体验到类似的焦虑水平，但在焦虑障碍中，焦虑水平不会下降。广泛焦虑障碍令人筋疲力尽，病人不能睡眠，体重下降，并且常常无法集中注意力。若持续时间很长，病人可能会转为抑郁状态。
恐怖症更为戏剧化和明显。恐怖症的意思是一种夸大了的恐惧。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恐怖症——即所谓的单纯恐怖症，它始于童年期，并持续终生。动物恐怖症是典型的例子（蜘蛛、老鼠、蛇）。我自己则有恐高症——我不能登上高塔或走近悬崖边缘。大多数人平常忍受着单纯恐怖症，除非这些情况开始严重干扰他们的生活（例如，一个有飞行恐怖症的人工作上需要频繁旅行，一个害怕注射的女性怀孕了且需要抽血做检查）。单纯恐怖症通过行为治疗中的“逐级暴露”方法很容易治愈。按照预定计划，逐渐增加对所恐惧对象的暴露水平，同时监控自己的焦虑，就会习惯所恐惧的对象（例如，开始时拿着一张蜘蛛图片，然后逐步拿小的死蜘蛛，大一点的死蜘蛛，装在玻璃瓶里的活蜘蛛，自由爬动的活蜘蛛，然后是一只狼蛛！）。
精神科医生接触到的大多数恐怖症不是单纯恐怖症，而是广场恐怖或社交恐怖。这些病症始于成年期，并不是持续的（遇到压力时加重），并且致残性可能很强。广场恐怖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对开阔场所的恐怖，而是对拥挤人群和拥挤场所的恐怖。“广场恐怖”（Agoraphobia）这个英文词源于希腊语Agoros，意指市场，而不是拉丁语Ager，意指空地。患广场恐怖的女性远远多于男性，它与惊恐发作相伴，常导致病人待在家里，躲避人群。而正是这种“躲避”使这一障碍得以持续。惊恐发作是可怕的（心跳加快、出汗、口干，认为自己要晕倒、尿在身上、甚至死亡）。难怪病人要以最快的速度从拥挤的场所逃离，并躲避这类场所。遗憾的是，如果他们不离开，就会很快发现惊恐是短暂的（不过几分钟，不是数小时），而且会自行消退。然而，当我们逃离并且惊恐停止之时，我们会认为是逃离使惊恐停止了，从而无法知道惊恐可以安全度过。当再接近这样的情景时，我们对上次惊恐的记忆引起焦虑，这种“对恐惧的恐惧”使下一次惊恐发作更容易发生。
对此的治疗通常采用行为治疗，即教会病人如何度过惊恐发作，从而减少发作。治疗过程常比治疗单纯恐怖症复杂一些。社交恐怖是对见人的过度焦虑。至于它究竟是一个合理的诊断，还是单纯的严重害羞，尤其是对此是否应进行药物治疗，还存有一些切实的争议（第六章）。在社交恐怖中，问题通常在于躲避，而不是惊恐；治疗方法是通过咨询帮助病人建立应对社交情景的技能。
强迫障碍
大多数人小时候都有过强迫行为——最常见的是竭力避开人行道上的缝隙，似乎不这样做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运动员和演员更是出了名的多有如此——某位网球运动员发球之前必须要颠三次球，某位主演的女明星戏服上没有一点绿色就不能表演。这些迷信行为与强迫障碍有很多相似之处。强迫症病人必须以某一固定的次数或某种特定的顺序重复一些活动或想法（经典的有洗手，以及检查和计数仪式），以避免焦虑或所害怕的后果。当强迫尚处于思维阶段时（常没有外显的仪式），问题在于重复的想法，其内容常常关乎可怕的后果（沾染到污物或细菌，或害怕冲口而出亵渎或冒犯性的言语）。强迫障碍的特征在于思维或行为是重复的、被病人抵制的、令病人痛苦的。强迫障碍不是无害的迷信或怪癖，而是能够主导和破坏生活。例如，强迫清洁者最后会筋疲力尽，因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清洁，永无终止。强迫思维者不能保住工作，因为他们受重复想法或计数的干扰，还可能因为就担心的事情不断寻求确认而使同事厌烦。
强迫障碍倾向于与特定的人格特质相关——整洁、谨慎。我们大多数人在自己身上都能找到强迫的特征，然而真正的强迫障碍看起来还是那样的古怪。实际上，病人常常并不很快寻求帮助，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非常奇怪、不可理解——他们为之尴尬。一直以来，强迫障碍为心理学所过度解释（第四章），直到最近才发展出有效的治疗（对轻度病例可采用行为治疗和抗抑郁药）。
癔症性障碍
歇斯底里不再是一个流行的术语。一般人们往往用它来指过度情绪化（通常在女性中）——“噢，不要这么歇斯底里吧１最初，人们认为癔症性障碍只发生在女性身上。hysteros在希腊语中是指子宫的意思，曾有异想天开的理论说这些症状是由子宫在体内游走所导致。在精神病学中，癔症性障碍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精神分析中（第四章），它对癔症作出的解释仍然是最好的。
癔症性障碍大多表现出显著的躯体或神经症状，但找不到器质性原因。在“转换”障碍中，焦虑或冲突表达为（“转换为”）疼痛或残疾。最戏剧化的是瘫痪或失明。病人坚持说他们看不到东西或上肢不能活动，但所有检查都表明他们“事实上”可以。在分离障碍中，病人坚称自己不能发挥精神功能的某些方面（与之“分离”），以此来应对冲突。在最极端的病例中，病人可能坚持自己有多重人格，而且对不同“人格”的作为不负责任。癔症性障碍一个令人诧异的特征是，对于一般人都会感到非常害怕的躯体疾病，病人却似乎感到相对满意。19世纪法国伟大的神经病学家夏尔科（Charcot）称这种满意为“泰然漠视（la belle indifférence）”。
在重大应激时，转换和分离机制十分常见（而且往往暂时地大有帮助）。战场上士兵常常貌似镇静地在枪林弹雨中作战，但事后完全不记得这些经历。我们大多数人曾有过严重头疼或无法解释地感到不适，过后才意识到那是逃避不能面对的某些事情的一种途径。有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怀疑其机制是否真是无意识的，如将这一机制用作司法辩护时（例如谋杀案中的自动症）。
在相对“心理成熟”的社会里，成年人中癔症越来越不常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难以承认自己感到恐惧的士兵发生了炮弹休克（双手粗大颤动，易受惊吓），这无疑是癔症性的。这些士兵确实不知道是对战斗的恐惧引起了他们的症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们已经充分理解士兵会被战斗吓倒。那些不能应对的士兵不再发生炮弹休克，而是发生了“战斗应激”。他们感觉到了恐惧，无法发挥自己的功能，但是能认识到这种情况并寻求帮助。他们不必否认恐惧，不必将其转换为“可接受的”症状，如震颤或瘫痪。尽管现在转换症状在精神科病房已经相对罕见，但在其他医学专科它们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不过这些专科使用的是一个更中性的术语——“躯体化”。治疗通常基于识别应激，以及帮助病人找到其他应对方法。治疗急性癔症性障碍时，采用宣泄的方法（即给病人服用镇静药，让病人在镇静药的作用下诉说情况）常常是戏剧性的、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