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功能
我们为什么会拥有意识？你可能会认为，既然我们拥有意识，意识本身一定具有进化的功能。
乍一看，这种观点似乎非常有道理。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是伟大的科学洞见之一，简单却异常强大。有人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提出的最好见解。正如达尔文所意识到的那样，一个简单的反复过程能创造出看似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的最错综复杂和功能最强大的设计。其原理是：首先以某个东西为基础制造很多只存在细微差别的复制品，选出其中之一，然后重复这个过程。仅此而已。
这个过程的效力在于选择的效果。达尔文以解释人工选择开始，如有些人选择性繁育某种动物，而不是别的动物，从而增加某些理想的特征。但他意识到同样的过程一定也在自然选择中暗自进行。也就是说在食物、空间、光照和空气不足的世界，有些生物不可避免地会比别的活得好，而那些帮助它们赢得生存竞争的特征——无论是什么特征——将会遗传到后代身上。这种过程一直延续。正因为如此，眼睛、翅膀、头发和牙齿等特征都开始出现并不断演变。这些都是有助于动物生存的适应性变化，并且也将在繁衍中一直遗传下去。
意识是一种适应性变化吗？表面上看它可能必须是，因为适应不良的特征很快就会被选择所淘汰。但还有其他两大可能性：意识可能是一个无用的副产品，或者可能是某个适应性特征（即使看似不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3类观点在意识理论中都存在。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它们都会让我们遇到难题。
让我们从一个看似极其自然的观点开始，即我们人类的进化有可能不需要意识。换句话说，意识是一种可选的额外之物，我们都可能是无意识躯体。“这有什么不可能呢？”有人这样陈述自己的观点：“我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世界，里面的人看起来完全一样，行为也毫无差异，只是内心没有意识；成为我也不会‘有什么体验’”。这种直觉引发了各种思维实验，如无意识躯体的双胞胎，甚至整个无意识躯体的世界。但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想象一下如果进化重演，我们的祖先中有的是无意识躯体，有的则拥有意识——我们称他们为意识人。在这个混合着无意识躯体与意识人的人群中，自然选择开始起作用了。结果会怎样？肯定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根据定义，无意识躯体和意识人毫无差别。他们长相一样，行为一样，并且说的话也一样。这意味着自然选择没有任何机会起作用。相对于意识人来说，无意识躯体数量的增减将是完全随机的。这一有趣的结论让意识是一种可选的额外之物、无用的副产品或副现象的观点变得毫无意义。最好是完全抛弃整个无意识躯体的想法而另寻他路。
于是还剩下两种可能性：意识要么本身是一种适应性变化，要么它必然伴随着其他适应性变化，或成为其他适应性变化的一部分。
如果意识是一种适应性变化，那么下面这种说法应该是有道理的：我们的进化可能不需要它；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成为哲学家所说的无意识躯体，而更可能成为好莱坞影片中的海地僵尸——缺少某些重要特征，欠缺一些关键能力的造物。那么进化可能更喜欢意识人。如果你持这样的观点，你必须解释意识添加了什么；你会回想起我们在意识本身的功能这个概念上遇到的麻烦。首先，很难理解主观体验或成为……有什么体验能够真正影响什么事情。然后，种种证据都表明，所有的体验都来得太迟，难以引发行动，也不会产生人们普遍认为它应该产生的效果。
尽管如此，还是有好几种理论持这种观点。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心理学家尼古拉·汉弗莱（Nicholas Hamphrey）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的祖先能进化出意识是因为他们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有着复杂的婚姻关系和人际关系。能够最准确地预测他人行为的个体会占据优势，而这么做的最好方法是进化出一种“内眼”来观察自己。这样，反省的能力被进化出来，我们也因此变成有意识的了。由于强调社会智力和心理理论起源，汉弗莱的理论产生了极大影响。但仅就意识而言，该理论受到了很多批评，其理由是认为反省不能很好地指导行为，内眼的说法有近似二元论的危险，而且该理论还是没有解释主观性。还有一些理论建立在汉弗莱理论的基础上，但也面临同样的困难——主观性从哪里开始适应的，以及为什么体验本身能提供任何选择优势。
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可能性是：抛弃体验自身能起任何作用的想法。根据这种理论，意识不是一种适应性变化，这么说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无用的副产品，而是因为它离不开智力、感知、思维、自我概念、语言或其他进化而来的能力。也许大多数唯物主义的科学家都这样认为。他们以为，当所有这些能力都得到解释后，我们终将理解意识。问题在于，这一天似乎遥遥无期。而且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拥有其中任何一项能力就可以让我们过上有意识的精神生活——为什么主观性必然伴随着其他所有能力。这并不是说这一切不可能得到解释，但在我们能够作出解释之前，我们会不断陷入相信无意识躯体的境地，并与那个困难的问题不断纠缠。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意识的进化理论包括从那些把意识的起源追溯到生命的产生的理论，到将其与感知、智力或其他一般能力的进化联系在一起的中间理论，再到那些将其与语言、模仿或文化基因联系在一起的理论，不一而足。但没有人会一致同意哪个理论是对的。更重要的是，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搞清楚。
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是通过模仿而在人群中复制的习惯、技能、行为或故事。同基因一样，文化基因的复制需经过竞争；文化基因不是锁定在细胞内的化学物质，而是从一个大脑跳到另一个大脑，或由大脑跳入电脑、书籍和艺术品中的信息。得胜的文化基因在世界各地传播，所到之处塑造我们的思想和文化。
文化基因通过彼此协作形成巨大的文化群。许多这样的文化群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例如金融体系、科学理论、法制、体育和艺术等。但另一些则像传染病或寄生虫，从一个寄主跳到另一个寄主身上，如江湖医术、邪教、连锁信和计算机病毒等。这些文化基因的基本结构是以威胁和承诺的方式发出“复制我”的指示。
许多宗教都只是运用这种结构。这就是为什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称它们为“思想的病毒”的原因。天主教徒被规劝要将自己接受到的教化这一文化基因传给他人，尤其是给自己的子女。祈祷、餐前感恩、唱圣歌、上教堂以及为宏伟的建筑物捐款，这些统统都是为了文化基因的利益，并通过永远的地狱或升入天堂等无法检验的威胁或允诺来加以鼓励。同样，伊斯兰教的律法通过严惩那些背信弃义的教徒来保护其文化基因。没有依据的信仰受到崇拜并禁止怀疑，通过这种方式，宗教的文化基因就可被完全复制，无论其核心信仰是否真实或存在任何价值。极端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文化基因杀害其传播者，或者将人们的精力从抚育孩子转移到传播文化基因上，比如为自己的信仰而死的殉道者或禁欲的教士。传统的宗教主要通过垂直传播（父母传给子女）得以保存。文化基因的理论应该可以让我们预言它们如何应付越来越快的横向传播，以及哪些新兴的宗教与邪教有可能保存下去。
自我也能成为一个文化群，即一群共同繁殖的文化基因，它们在每次使用“我”字时都得到加强。诸如“我想……”、“我相信……”、“我知道……”之类的短语都会产生这个错误的观点，即持续的内在自我拥有意识体验。实际上，只是被复制的字句和互相竞争的文化基因使我们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被迷惑的文化基因的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