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真的力量大吗？
很多人认为消除情绪对决策影响的方式之一就是使决策过程机构化，使其从个人行为变成集体行为。这样做是希望通过集体讨论，个体的情感偏见能够相互抵消，从而使理性成为判断的唯一基矗人多应该力量大，因为集体的感性成分应当较少。在科学界，同行评审过程可以消除争论各方之间的敌对情绪，通过理性的方式达成共识。如今，在多数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对重要案件的审判不能由法官一个人来进行，而是要由12个人组成的陪审团来进行。这样做也是希望12个人的力量比一个人大，因为12个人的情感冲突会相互抵消，从而使纯粹的理性成为最后的裁决者。
不幸的是，这种把决策过程机构化的想法可能太过乐观了。首先，我们选择根据情感作出决定并不只是因为时间紧。即使时间充足，我们在作出某些重大决定时还是应该把情感放在首位。结婚就是一个例子。当达尔文决定是否结婚时，他在一张纸上列出了两栏，一栏列举了结婚的好处，另一栏列举了单身的好处，然后看哪一栏的列举项更多。这一方法似乎有效：达尔文与他的表妹埃玛·韦奇伍德（Emma Wedgwood）结了婚，这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然而，多数人可能认为这种决策方式过于理性，并不适用于心灵层面的事情。但是，达尔文也并非完全是理性的。在为每一项给权重时，他一定是听从了自己的情感，因为某种偏好所起的作用是无法用科学的计算方法来衡量的。
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信赖最好也基于感觉而不是推理。因不同原因的脑损伤而失去部分情感能力的人很容易被无耻之徒所欺骗。他们不得不完全依赖逻辑推理，这样就使得他们会误信他人，从而酿成大错。而多数正常的人可以清楚地区分值得信赖的人和不值得依赖的人。他们可以通过直觉来很好地判断一个人。扁桃形结构受损伤的人则缺乏这种能力。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谈到的，这一区域是脑中与情感有关的重要区域，因此通过直觉判断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情感过程来掌控的。
因此，当谈到情感会影响理性的决策时，我们不能把它看作一件坏事。基于情感因素作出决定是有益的，这些益处有时我们会意识不到。如果集体决策能让科学发展得更快，如果陪审团比单个的法官更能体现正义，其原因可能是集体比个人的情感成分更多，而不是更少。陪审团比一个法官能更公平地对被告作出审判的原因也许是十二颗心比一颗心的力量更大。
心理学家早就意识到社会群体能够扩大情感的力量，但他们并不推崇这一点，而是对此持怀疑态度。在19世纪末期，法国心理学家格斯塔夫·勒邦（Gustave LeBon）描述了人们如何被群体的激情所左右，从而做出独自一人时不可能做出的疯狂举动。根据近期心理学家的推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蛊惑人心者得到并保住权力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利用了原始的“群体思维”，这种思维会使个体理性的声音被集体情感所淹没。集体情感的力量很强大，但是，多数知识分子则惧怕这种未受过教育的群体，认为这种力量是危险的，并不具有解放性。卡尔·马克思却明显不这么认为。
不管这种力量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是具有两面性，我们都需要解释为什么社会群体能使情感得到放大。是不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服从者，内心里艳羡权威的力量，就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心理学家在二战后所提出的假设那样？这种情绪的感染力有更深层的生理原因吗？
有些进化心理学家提出，当我们的祖先无法自己解决问题时，群体的影响可以为他们提供有用的指导。如果不知该如何行动，最好的办法是随旁人而动。这样，别人至少不会笑话你犯的错误，因为他们也犯了同样的错。标新立异则是一个冒险的策略。当你成功时，别人会羡慕你。但是当你失败时，你就会显得很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