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和观点进行评判
情绪和心情不仅会影响注意力和记忆力，它们对决策和判断也会产生很大影响。例如，我们对一个人的评判通常和遇见这个人时的心情有关。心情好的人对同一个人的判断可能比心情差的人更正面一些。在一个实验中，实验者通过告诉一些学生他们在模拟考试中的成绩好坏来人为地引起积极或消极的情绪，然后让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一些问题——如“你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去面试别人。而这些学生并不知道被面试者也是实验人员，这些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而且故意回答得很模糊，既表现出自己积极的一面（“我很友好”），也表现出了消极的一面（“我很固执而且没有耐心”）。然后，面试官要从个人和专业背景上评价应聘者。结果显示，虽然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但心情好的面试官对应聘者的评价更积极，他们更有可能雇用应聘者。
不只是快乐和悲伤的心情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判断，焦虑也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态度，但它的影响方式却很奇特。焦虑的心情不仅不会让我们对陌生人有消极的看法，反而会让我们对陌生人感到更亲近。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著名实验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实验如下：几名男子在穿过一座很高、很危险的吊桥时被一位年轻女性拦住了，她想邀请他们做一个调查。随后，这位女士发给他们一张写有自己电话号码的卡片，并且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进一步向她询问。当天晚些时候，她又在一座更低、更安全的桥上重复了上述实验。接下来的几天，在危险的吊桥上遇到的那些人打来的电话更多。焦虑似乎使他们更友好，甚至会对彼此产生好感。
焦虑的这种联结作用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被绑架的人质会深切地关心绑架者这一奇怪现象。虽然人质与绑架者在短时间内的近距离相处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更有可能的是人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焦虑感强化了这种关心。1914年的圣诞节，英国和德国士兵离开战壕在一起踢足球。这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虽然有可能是杜撰的，但是它也说明了焦虑的联结作用。焦虑和好感并存似乎与常识不符，但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面临危险时联合起来，这样会更安全。
心情除了影响我们对他人的判断，也会影响我们对蹩脚论据的接受程度。这种影响不仅与个体听到该论据时的心情有关，也涉及他有多少时间来思考这个论据。当人们心情平静或者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时，蹩脚论据就不具备说服力，但当人们心情好并且没时间思考时，人们就很容易被站不住脚的论据所影响（而较少受到坚实论据的影响）。这表明在心情好且时间紧的情况下，人们似乎不得不走捷径，通过背景线索——如论证者的地位——来判断是非，忽视了逻辑分析。
为了检验这一观点，黛安娜·麦凯（Diane Mackie）和莉拉·沃斯（Leila Worth）对美国学生进行了小测试，看他们是否赞成加强对枪支的控制。实验者给一半学生看了5分钟的喜剧，唤起了他们积极的情绪。其余学生观看了一段关于酒的中性节目片断。随后，实验者向两组学生出示了有关枪支控制的观点，但他们出示的观点和两组学生所持的观点刚好相反。赞成加强枪支控制的人看到的是反对的观点，而反对枪支控制的人看到的是赞成的观点。在这个实验中，有一半学生读到的是站不住脚的论据，而另一半读到的则是有理有据的逻辑推论。一些学生被告知这些观点来自一位专家，其他人则被告知这些观点来自一位一年级学生。另外，有些学生只有很少时间来读，而其他学生则有足够的时间。在学生看完这些论据后，实验者再次对他们进行了测试，以观察他们对枪支控制的观点是否有所改变。
实验表明，坚实的论据比蹩脚的论据更具影响力。但是，对于那些心情好且时间紧张的人，这一差异非常校他们认为二者在说服力上相差不大，而其他组则认为蹩脚论据的说服力远远不够。进一步考察发现，心情好且时间紧的一组更看重论证者的地位。无论心情好坏，那些可以自己掌握时间的人都认为蹩脚论据的说服力更小，这似乎表明时间是关键因素而不是心情。然而，当麦凯和沃斯比较时间充裕的两组人实际用掉的时间时，他们发现心情好的人比心情坏的人花了更长的时间。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好心情使人更易被蹩脚论据所动摇，但是多数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当思辨的力量由于快乐而有所减弱时，他们会主动用时间来进行弥补（见图16）。
麦凯和沃斯的研究表明：对于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判断。一种方式慢而准确，另一种方式快而粗糙。前者主要依赖逻辑，后者主要依赖情感。因此，理智与情感可以看作是人脑的两个互补系统，共同帮助我们作出决策。当准确度是关键、并且时间和信息充足时，我们就可以用慢而准确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当时间和信息不充足、或者准确度不是关键问题时，我们可以转而采用跟随感觉这一快捷的方式。
然而，我们有时也会使用错误的系统。我们可能会高估自己所拥有的时间和信息，或者过于重视决策的正确性，结果对一些本应跟随感觉的事情进行了理性分析。神经科学家安托尼奥·达马索（Antonio Damasio）就讲述了一个他的病人的故事。由于脑损伤，这位病人会不由自主地过度运用理性思维。在一次检查后，达马索向他确认下次见面的时间。达马索提出了两个相隔不远的日子，于是这位病人拿出了日历，开始列出在这两天见面的优缺点。他几乎花了半个小时权衡了这两天可能出现的天气状况、需要取消的其他约会，以及其他许多相关因素。达马索耐心地听着，最后小声建议这位病人选择第二个日期。“好吧，”病人微笑着说，把日历合上，好像什么怪事也没有发生过。
这则故事表明，当决定并非至关重要时，我们最好节约时间，运用快而不精确的感性思维，而不是慢条斯理的理性思维。在某些情况下，作出正确的判断非常重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考虑时间问题。例如，当我们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犯有谋杀罪时，或者想要了解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时，答案的准确性就至关重要，为此我们要准备好牺牲时间。在这些情况下，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就是负面的，因此我们要设法消除这些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