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和记忆
除了影响注意力以外,情绪和心情对记忆也起着重要作用。与注意力一样,记忆也具有高度选择性。我们只能记住自己所经历的一小部分事情。由于记忆空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需要节省空间,只储存少量的记忆,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尽快忘记,否则生活就会异常痛苦。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博闻强记的富内斯》这个故事中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名叫伊雷内奥的男孩坠马后不幸瘫痪,他的大脑也由此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他的记忆变得准确无误。从那时起,他能清楚地记住每一个景象和声音。不用说,这使他的生活很痛苦(见下框)。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他记得1882年4月30日黎明时分南面朝霞的形状,并且在记忆中与只看过一次的皮面精装书的纹理比较,与克夫拉乔暴乱前夕船桨在内格罗河激起的涟漪比较。这些并不是单纯的回忆,每一个视觉形象都与肌肉、冷暖等等的感觉相连。他能够再现所有的梦境。他曾两三次再现一整天的情况,从不含糊,但每次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他对我说:“我一个人的回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回忆的总和。”……
然而,我认为他思维的能力并不强。思维是忘记差异,是归纳,是抽象化。在富内斯的头脑中,有的只是触手可及的细节。
记忆并不是按照事情的细枝末节来储存的,而是根据几个关键词来分类保存。当我们要回忆什么事情时,就会提取几个关键词,然后根据经验来猜测,从而填补空缺。因此,回忆永远不会是精确的。回忆的过程更像是由几块碎片重新拼起一个古董罐子,而不是重放一部老电影。有时我们的回忆非常鲜活,让我们感觉像是在重新经历那一事件,但这只是一种幻觉,是我们在想象中进行重构的结果。当我们对同时、同地、经历相同事件的人的回忆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叙述有很大差别,但每个人的叙述对于本人来说都非常生动而真实。
在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预知死亡纪事》中,一个男子回到了几年前曾发生过凶杀案的村子。在和村民交谈时,他发现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记得这次凶杀案。然而,他们的记忆各不相同。村民们用不同的关键词将那个事件储存在记忆里,在回忆时运用自己独特的想象力来填补空白。很显然,被害者的亲友与他的那些泛泛之交以及死对头们对凶杀案的回忆是不同的。这说明情绪在记忆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既影响到事件的存储方式,也影响到回忆时对事件的重构。
事件发生时的情绪和回忆时的心情都会影响到回忆的难度和准确性。弗洛伊德认为,人们会“抑制”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因此这些记忆很难再重现,但事实上刚好相反。创伤性的记忆并不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会退回到大脑中的某个角落。相反,它们会执意闯入我们的意识,在我们想要忘掉时困扰我们,甚至在梦中惊扰我们。这种情况严重时就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症状的特点是鲜明的闪回,使个体重新经历那些痛苦的细节。
情绪会使人们对事件的记忆更深刻。任何产生强烈情绪的事件,不管是消极情绪还是积极情绪,都比中性的事件回忆起来更容易、更准确。在一项研究中,三组学生观看了一组15张的幻灯片,每张幻灯片都是你在走路上班时可能看到的情景。每组学生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幻灯片,只有第8张不同,这一张有三个不同的版本(见图15)。
一个版本是一位女士正在骑自行车。另一个版本则是这位女士将自行车扛在肩上。在第三个版本中,这位女士躺在路边,自行车倒在一旁,像是被汽车撞倒了。在让学生回忆这些情景时,看到女士躺在地上的那一组比其他组更清楚地记住了这位女性的外衣颜色,但他们对其他细节的记忆则不太清晰,如远处汽车的颜色。这表明与中性事件相比,人们对情绪事件的核心特征记得更清楚,而那些次要的特征很快从记忆中消失。
回忆的难度和准确性还受到回忆时的心境的影响。心理学家戈登·鲍尔(Gordon Bower)所做的很多实验表明,在我们心情好时,回忆愉快事件比回忆不愉快的事件更容易、更准确。心情不好时则刚好相反。这一现象称为“心境一致性记忆”。在实验中,鲍尔让人们任意回忆并描述童年时发生的事件。第二天,当这些人处于中性心情时,鲍尔让他们将这些事件分为愉快的、不愉快的、或者中性的。第三天,他用催眠术使每一个人出现高兴或者悲伤的心情,然后让他们回忆尽量多的事件。鲍尔发现心情高兴的人回忆了许多愉快事件,只有极个别的不愉快事件;而心情悲伤的人则记起了更多不愉快的事件。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心境一致性记忆现象:当事件储存在记忆中时,它们被贴上了情绪的标签,以此来表示经历这一事件时的情绪。当我们从记忆中提取这些事件时,与当前心情一致的标签就会更突出。基思·奥特丽(Keith Oatley)和珍妮弗·詹金斯(Jennifer Jenkins)认为,回忆起与当前心情一致的事件有助于我们更从容地应对当前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