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和梦科学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
正当梦的辩论进入白热化阶段,变得缺乏新意时,睡眠实验室揭开了一系列宝贵的生理学发现,对梦科学和行为生物学都意义重大。阿瑟林斯基-克莱特曼的发现是在1953年,同年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DNA双螺旋模型。这一巧合有两个重要意义,即生物学进入了分子时代,而梦科学同时进入了生理学时代。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生物学已经变得让我们无法辨识,事实上,现在的生物学面临着完全变成基因分子生物学的危险。
与此同时,睡眠和梦的科学才刚刚开始在概念上或方法学上接近分子生物学。这一方面是因为睡眠和梦科学的描述性任务过于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引入这一领域的概念,特别是来自心理学的概念,远不像这一领域所提供的科学机会那么多。即使在今天,也不是每个人都希望把精神活动物质化。太多的文化和民间信仰体系会因为这一观念,即梦中的意识和清醒时一样都是大脑的功能而受到威胁。灵魂不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如果大脑死亡了,精神不会与之一同消亡吗?
梦科学的生物学革命迫使我们去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梦构成了一个绝对有趣而又内涵丰富的、以意识改变为特点的状态,但梦本质上并无特殊的功能。作为意识体验,梦只不过是我们睡眠中偶然觉察到的大脑活动。从这个角度看,正是引发快动眼睡眠的大脑激活完成了梦的各种夸张的功能,建立心理平衡、整合新旧知识,并将蓄积的个人信息以情感显露(或相关形式)的形式投射出去,所有这些重要功能可以而且必须被完成,无论我们对其是否有意识。如果这些功能依赖于我们对梦的清楚意识,那我们将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尤其是那些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梦的人。
进行实证的艰巨任务显然落在了那些坚持认为知道梦的内容确实会有帮助的人身上。例如通过对第19号梦例的回忆,我受到了启发,关于我和一个故友及其妻子的性心理冲突仍然贮存在我的脑海中。但即使我对这个梦的解释是正确的,它又如何能帮我认识这一事实呢?通过让我意识到:是啊,毕竟潜意识是存在的;或是啊,毕竟性欲是多面而含糊的,或尽管与表象相反,潜意识中的一切并不全是那么循规蹈矩。
这样的诡辩或许能令我受到精神分析同道们的喜爱,导致我的思想被更广泛地接受、我的著作版税增加,甚至为我招揽病人,如此一来,我的肉体存在价值和精神传承都将得以提升。但看起来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我从未做过那个螺旋扶梯的梦,或更甚,从未回忆起来因此也从未解析过它,我也能过得很好,甚至更好。所谓梦的工作,如果真有的话,也是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由快动眼睡眠及其存在于我潜意识中的朋友们完成的。
这正是那些反对梦理论以生理学为基础的心理学家们所害怕的“还原论”。福克斯就曾对他认为“让梦的问题摆脱心理学干预的生理学努力”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正确的,如果能证明梦的主要形式特征由生理学决定,那么内容分析就不需要为此作出解析。看着这个沉重的担子终于卸下,梦心理学本可以好好长舒一口气,而不是去为目前的状况惋惜。弗洛伊德自己在试图将梦幻觉症解释为一种心理防御的时候,被推向了精神分析的阵营。他试图以主动的压抑(而不是单纯的健忘)来解释对梦的糟糕记忆同样是迫不得已。最糟糕的是,他用愿望的满足或伪装来解释梦中情感的努力完全失败了,因为有如此多的梦包含的都是负性情感,有如此多的梦是未经修饰的。
还原论是弗洛伊德坚固的外衣。像所有想要成为科学家的人那样,他试图用最少的假设来解释最多的变量。当他想出愿望满足-伪装模型时,他是一个极端的还原论者。凡凸出的都是阴茎,凡凹陷的都是阴道。问题在于,弗洛伊德的还原论是错的,而且大部分是错的,因为他没有去观察行为、测量神经功能或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和工具去系统地收集梦例。
现在,我们有了人类睡眠生理学;现在,我们确信无疑地知道清醒、睡眠或做梦的意识都是一种大脑功能。是时候进而创造伟大的、大胆的、连弗洛伊德本人都渴望的以神经生理学为基础的理论了。还原论不能对所有现象给出解释,梦将永远都是生动的、怪诞的、情绪化的、不合理的、难以记忆的。但是应用生理学手段我们可以科学地探索有关梦怎么样(机制)和为什么(功能)的问题。梦的内容分析理论揭示,正是循环论证的危险毁了这一主观臆断性学说的声誉。如今在科学梦理论的美好新世界中,循环论证可被超越,梦仍然可以被享受、讨论和解析。
在本章,我们认真讨论了快动眼睡眠为梦提供理想的生理条件这一观点,并试图运用动物睡眠研究中细胞和分子水平的数据来进一步详解梦学中的“如何”和“为何”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