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发现了快动眼睡眠和脑电图睡眠周期？
尤金·阿瑟林斯基一直致力于研究儿童的注意力，所以睡眠对他而言实在是个麻烦事，因为无论他如何费尽心机想让孩子们保持警觉，睡意总能占领他那些小受试者的头脑。像很多儿童的老师们曾看见的那样，阿瑟林斯基也留意到当受试者注意力下降时，他们的眼睛总是趋于闭合。他于是决定把电极放置在孩子们的眼睛附近以记录他们清醒时的眼动，这一招确实奏效。但阿瑟林斯基惊讶地发现，当他那些小受试者们最终被睡意征服时，他们的眼球会在闭合的眼睑下面前后上下快速地跳动。他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快动眼睡眠——第一个受试者是他7岁的儿子阿曼达。阿瑟林斯基是一个坚持不懈的科学家，但他又仅仅是比较幸运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入睡时的快动眼睡眠只出现在儿童当中。
正如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所言：“在观察这一领域里，机遇只青睐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当阿瑟林斯基把他的观察结果报告给他的导师克莱特曼时，后者意识到这一发现对梦科学的重要性。通过把这种对睡眠时眼动的观察拓展到成人领域，并记录脑电图、心跳和呼吸频率，阿瑟林斯基和克莱特曼得以观察到规则起伏的激活影响着整个睡眠过程中的大脑、眼睛、心脏甚至呼吸。当这种激活达到最大，伴随清醒样的脑电图、集簇的快动眼、快速的心跳以及快而浅的呼吸，这时人们觉醒后就会提供长而复杂的梦例报告，类似下面这个例子。
1981年7月11日冬季的乡村小屋第19号梦例
我们在一个冬季的乡村小屋里，有些像东伯克郡的农场但又略有不同。K.D.K.也在那里，我们在滑雪。我怀着性动机寻找A.T.，但我已经至少20年没见过她了，且从未爱过她。她或许在小屋的楼上，那个小屋可能是我的，也可能不是。到二楼需要爬上一个变形的木架，上面有一些残缺不全的树枝样的阶梯。爬上去可真不容易，等我终于爬上去时，注意到暖气是开着的，因此这个房子应该有人居住，而我发现自己躺在熟睡的J.C.的怀里。
J.C.突然醒来，脸上带着意料之中的恐惧表情，想要弄明白自己究竟在哪里。当他艰难判断我到底是不是我，我是不是真的的时候，我看见并感受到了他的杀气和自我保护的恐惧。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集中体现出我们之间的关系所包含的复杂情感。我试着安抚他：“J.C.，是我呀，我爱你”，然后……
像这样明确以性为主题的梦在睡眠实验室环境中是相当罕见的，在那里，梦的内容更易反映受试者对睡眠的种种担心，诸如被观察或被唤醒。事实上，这个梦是我到中国广州旅行时在一家酒店睡觉时做的，可我的梦与此毫不相干。但我这个梦却是从快动眼睡眠觉醒后的典型梦境报告，无论这种快动眼睡眠发生在运用阿瑟林斯基－克莱特曼理论的睡眠实验室，还是发生在家里借助便携式睡帽监控系统来监控，或者是发生在中国广州的酒店里。
1981年7月11日冬季的乡村小屋第20号梦例
我又在爬向一个朦朦胧胧的卧室。这次，山坡从左侧盘旋而上。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安全但是很长，并穿越一座石山底部的草丛；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更陡一些，沿着岩石边缘垂直向上。我很高兴有人（是C.？）预先警告我说那些石头都已风化，因为这使我迅速适应了悬崖边不断滑落的大石块。我每踏出一步，就有一些花岗岩掉下去。这些巨大的石块悄无声息地从我的左侧掉落，直至消失。最终我如释重负地登上了顶峰，那是一个烤肉架样的门栏，我用双手对准它攀了上去。感谢我的女恩人，也是我的房东（是C.？），让我作好充分准备来应对这次危险的攀登。
这个快动眼睡眠之梦体现出的普遍特性包括，强烈而频繁的幻觉（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幻觉症，在这个例子中表现为攀爬运动都是危险的抓握）和自我意识完全缺失。梦的环境充满了典型的不确定性，“我的房子”其实不是我的；人物设定也模糊不清，尤其是这个例子中的C.；情绪方面无论担惊受怕还是兴高采烈均表现得颇为强烈。
我的大脑就像是在以一种特别的、极具选择性的方式激活，形成的幻觉和情感以人物的感觉运动即感知和行动的组合为特性，这些元素都以一种极为新奇却又富有个人色彩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罗伯特·麦卡利（Robert McCarley）和我在我们1977年的激活－整合论文中所要探询的梦的整合过程。在第五章，我们将通过影像技术在睡眠和梦科学中的应用获得更多关于这个假说的证据。
在睡眠实验室时代（1953—1975）的早期，研究目的在于确立受试者叙述的梦境细节与脑电图或多导记录仪描绘的生理细节之间的关联性，这种试图把精神活动与外周实时生理功能建立关联的理论被我称为有说服力的一对一相形假说。但目标并未实现。因此，早期认为做梦者幻觉性凝视方向的改变次序可以预测快动眼睡眠的眼动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证实。尽管梦的内容确实偶尔反映出呼吸的突然增强和减弱，就像在转身、交谈或绘画时那样，但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
回过头来看，这一雄心勃勃的理论走向失败并不意外：对于清醒状态它也并不有效。它继承了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即情感是对外周生理活动的感知，例如焦虑情绪是在我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加快后出现的。这一观点受到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和菲利普·巴德（Philip Bard）的质疑，并在他们所创立的情感中枢理论面前黯然失色。坎农和巴德认为，我们所具有的情感是大脑某个部分即大脑边缘系统（见图11）被选择性激活的结果，同时可以与各种各样的外周生理变化相随而生。
梦心理学和脑生理学之间的关联性甚至受到了更加严竣的挑战。首先由戴维·福克斯（David Foulkes）并有随后的其他很多心理学家报告，梦可以与脑电图显示的任何睡眠阶段相关，当时他们得出了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结论，即梦的精神活动与睡眠神经生理学之间毫不相干。不管相信与否，这一精神-大脑分离假说至今仍受到某些人的狂热支持。不言自明，其中大多数是内容分析学说失落而坚定的拥护者，有不少甚至是顽固的弗洛伊德派，而无一是睡眠生理学的践行者。
在试图驳回大脑-精神分离假说众多令人信服的理由当中，有一个至今仍具强大说服力的证据，即对那些逼真而持久的梦来讲，快动眼睡眠为它们提供了最有利的生理基础，非快动眼睡眠的作用最多也只有快动眼睡眠的一半，至于睡眠伊始就少之又少了，而清醒时做梦那更是天方夜谈。就现有的科学知识水平来讲，我们只能说当快动眼睡眠的若干大脑条件具备时，做梦的几率更大。这一关联性对应的心理学部分只能由梦的形式分析而非内容分析给出。因此，在梦例里我们努力寻求度量受试者幻觉（并非真实所见）和幻想（并非实际所想）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