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技术
在第四章，我们简要描述了精神分析技术的三个方面：自由联想、梦的解析及移情和反移情。弗洛伊德写过数篇关于精神分析治疗技术的文章。即使像这样一本简短的介绍弗洛伊德的书，也一定要包括这方面的总结，因为他的方法几乎影响了西方随后出现的每种精神疗法。弗洛伊德阐述的治疗原则与传统医生在治疗实践中的原则是十分不同的，它创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当时一定是具有革命性的。现代精神分析师很少坚持弗洛伊德的所有精神分析主张，但是精神分析和其他形式的精神疗法，大体上依旧遵循弗洛伊德的步骤，他创立的精神分析技术成为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恒久的遗产。
早在1904年，弗洛伊德就针对筛选适合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设定了一定的标准。他要求病人应当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个性稳定。他拒绝接受精神病患者，即患有精神分裂症或特别严重的抑郁症（忧郁性疾病）的人。前文提到过，患有躁狂症或轻度躁狂症的病人很少咨询精神分析师。尽管有些精神分析师在这个方面无视弗洛伊德的建议，试图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作精神分析，但是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
弗洛伊德意识到，心理疾病中精神病的病种可能会表现出神经官能症症状，而且可能不会立刻被意识到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疾玻鉴于此，弗洛伊德明智地建议先有一个持续一到二周的试分析期。他十分谨慎地警告说，在神经性食欲缺乏症或其他需要立刻消除症状的危险情况中，不宜使用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认为，鉴于两种原因，接近或超过50岁的人不适合接受精神分析。第一，他担心病人在一生中积累的大量素材可能使治疗无限期地进行下去。现代精神分析师们已不再接受这个看法，他们经常能成功地治愈年长的病人。弗洛伊德提出的不接受中老年患者的另外一个原因更为有趣。他说，“老年人已经无法教育”，而青少年及儿童则“通常极易受到影响”。弗洛伊德经常称，精神分析治疗中直接影响和建议的作用甚微。而他又在这段话中说明，在精神分析中建议的作用比他通常承认的要大。
在第四章中，我们谈到了要求病人仰卧在躺椅上，而精神分析师坐在病人视线之外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样做可以鼓励病人的自由联想；第二，弗洛伊德承认他害怕被人一天8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地盯视；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弗洛伊德认为，病人最好不要看到精神分析师面部表情的变化。这三个原因都有一定道理，大多数弗洛伊德派分析师们都继续使用躺椅。其他学派的分析师感觉使用躺椅太不自然，他们更喜欢病人和分析师相向而坐，实现一种面对面、看起来更平等的交流。
弗洛伊德建议精神分析师不要记笔记，因为这会干扰其保持“均匀分配的注意力”，使其无法坚持不对病人的话的重要性作预先判断的理念。弗洛伊德指出，分析师在某个特定治疗阶段听到的内容的重要性只能在日后评定。分析师
必须像调整接收器一样将他的潜意识对准病人发出信号的潜意识。像调整电话听筒以听清发射信号一样，他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病人。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 113-114）
任何一名从业的精神分析师都会认为这条建议是合理的。精神分析师们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给出尚未成熟的解释，即在证据不足的时候仓促得出错误结论。
人们一贯认为精神分析师漠然得不近人情；他们只关心解析病人提供的素材，而不因后者的痛苦而受触动。我们已经提到过，当弗洛伊德进行精神分析时，他的态度是“令人惊异地客观”。他写道：
我不能建议我的同事们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过于急迫地以外科医生为榜样。外科医生能撇开所有情感，甚至是人类同情心，全神贯注于一个目标，那就是尽可能技术高超地实施手术……要求分析师具有同样情感上的冷静的原因是，这能给医患双方都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对于医生，是一种理想的、对他自己情感生活的保护；而对病人，是得到我们今天能够给予他的最大限度的帮助。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 115）
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超然无疑是对分析师的合理要求。如果分析师与病人关系过于密切，那么他将不能保持客观，看不出病人如何应为自己的病难负责。另一方面，如果他坚持像弗洛伊德建议的那样态度超然，那么有一种危险倾向是，他将不能把病人当作有情感的人去理解。研究表明，分析师应能给予病人真正的关怀，他们对病人热情的接纳会促进病人个性的改变。精神分析及由它衍生出的其他形式的精神疗法不能真正被视为等同于外科手术，部分原因是我们不能再像弗洛伊德那样确定可以辨明每一例神经官能症中独立存在的病源。与被压抑的婴儿性幻想相比，现代分析师们更关注的是病人完整的个性，及他一生中建立的人际关系。这种关注要求分析师们持有一种不同于弗洛伊德所建议的态度。尽管分析师无论对病人的行为认同与否必须保持客观的态度，他必须传达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恰当地言称的“无条件的正面态度”，即他必须真正将病人当作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
第四章中提到，弗洛伊德接受了荣格提出的分析师自己首先应被分析的要求。弗洛伊德接下来建议说，分析师应抵挡住谈论自己的个性和问题的诱惑，而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信任值得换取另一个信任”的时候，受这种诱惑是自然的。弗洛伊德建议说：
医生对病人来说应该是不透明的；像一面镜子一样，应该只向他们展示所能展现给他的东西。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 118）
虽然并非每个精神分析师都同意，我认为弗洛伊德的这个要求是完全正确的。谈论自己是一种自我沉迷，分析师应该避免这样做。分析师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只能把自己视为病人的代理人。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分析师的自我表露也会对解释移情造成无法克服的困难。
弗洛伊德警告防止说教，不要向病人推荐读物，不要试图引导获得解脱的病人走上分析师认为他应该走的新路。尽管有些精神分析师通过书和文章向潜在的病人介绍他们将会出现的症状，但是弗洛伊德再次有洞见地质疑这样的做法。阅读有关精神分析的著作易于引起智力争论而牺牲个人体验；给予未经请求的建议是倨傲的施予，因此是对一个独立自主的病人的贬低。
弗洛伊德建议说，大部分接受精神分析的病人除了周日和公共假日之外应该每天看医生，虽然他说过“轻微病例”或在治疗中“进展良好的”病例可以来得稍微少一些。他甚至觉得周日的间歇常都会对分析工作产生某种模糊影响。绝大多数现代精神分析师约见病人的次数远非如此频繁。这部分上是因为周六工作的习惯基本上已不复存在，部分上是因为只有少数病人负担得起精神分析的昂贵费用。多看一些病人但减少诊疗次数，自然对分析师有利，因为他可以每次收取较高的费用。弗洛伊德不会赞同这种对他治疗技术的变更。
弗洛伊德对困顿的病人可以非常慷慨，但是他对钱还是绝对现实的。他的原则是每天分给每个病人一小时治疗时间，并收取一小时的诊疗费，无论病人是否来就诊。乍一看，这似乎有些苛刻，但是弗洛伊德辩解说，除非要求病人付钱，否则他们经常会不来就诊以示抗拒，常会在即将获得某个新发现的关口找出多种理由不来。
弗洛伊德公开表示拒绝接收那些在分析治疗之外和他有任何关系的病人。
当分析师和他的新病人或其家庭存在友情或社会关系的时候，特殊困难就出现了。当精神分析师被请求对他朋友的妻子或孩子进行治疗时，他必须准备好牺牲那份友情，不论治疗的结果如何，如果他找不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替代他的话，他必须作出牺牲。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I. 125）
大多数精神分析师认为这个原则是合理的，尤其因为移情已经变成精神分析治疗中的核心问题，但是弗洛伊德本人也没能坚持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例如，弗洛伊德曾花了几年时间分析了他的女儿安娜，这是对精神分析原则的公然违背，大多数精神分析师会对此予以谴责。值得一提的是弗洛伊德的孩子当中只有安娜成为了精神分析师，她因对父亲恒久的热爱和奉献而一直未婚。在弗洛伊德患病晚期，是安娜而非他的妻子玛莎一直照顾他。
弗洛伊德经常违背他自己的训谕，时常谈论起自己，有时还聊起他的家庭。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le）曾嫁给过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是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朋友，据这位女诗人记载，年事已高的弗洛伊德曾用拳头捶打她当时所躺的躺椅的上端，说：
问题就是，我老了，你认为不值得你爱了。
但是那些批判弗洛伊德违反精神分析规定的人似乎忘记了，正是他创立了这些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