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
弗洛伊德采用自由联想方法的另一重要结果是他发现了移情。移情最初被定义为一种病人将对他生活中的其他人物，尤其是父母的态度和想法赋予分析师的过程。现在这个词的含义得到了扩展，包含病人对分析师的所有情感态度。如果鼓励病人去毫无忌讳地讲出她能想到的任何事情，那么她不仅会讲她的神经官能症状和儿时经历，而且还会讲她的希望与恐惧，成功与失败，及她现在的人际关系，包括与分析师之间存在或缺少的关系。
作为一名科学家和医师，弗洛伊德最初的希望是找到神经官能症的病源及根治它们的治疗方法。如果病人能够规避压抑，回忆起她婴儿时代的成长变迁，那么那些阻止本能冲动释放的障碍就可以被克服，那些由于压抑和释放之间的妥协而产生的症状就会消失。根据这种观点，神经官能症的治疗被比作身体疾病的治疗。就好像结核菌可能被视作肺结核的病因，应该用一种严格的疗法将其消除一样，神经官能症是由被压抑了的婴儿期冲动引起，因而要通过回忆和消除那些冲动来治愈，从而克服那些阻碍病人性成熟的障碍。精神分析因此被看作是一种如同其他医疗技术一样可以被学习的技术。精神分析师可以扮演一名技术高超的医师的传统角色：慈爱、体贴，但本质上是客观、超然的。
这当然是弗洛伊德起初试图采用的模式，一种医患之间职业的、客观的，而非私人的关系，尽管个人因素，如感激会在有限范围内存在。弗洛伊德将自己比作登山向导。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弗洛伊德是一个特别超然的人，至少被他的一个分析对象描述为“令人惊异地客观”。当弗洛伊德放弃了催眠术和额头按压，转而青睐自由联想之后，严格意义上讲他已经没有必要让病人仰卧在躺椅上了。但是弗洛伊德保留了躺椅，而且他继续坐在病人的视线之外，这样做部分是为了方便病人自由联想，而部分原因，如他承认的那样，是他不愿意一天当中被病人盯视数小时。他坚持不公开姓名和拒绝回答关于自己的问题可能与他的个性有关。从第一章中我们得知，弗洛伊德极不愿意透露他自己的任何事情。但是他的这种不情愿结果证明是一种唤起病人幻想的有力手段，如果弗洛伊德采取的是一种更加主动的态度，那么可能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效果。医师的客观超然仍然是当代精神疗法的重要方面。正是弗洛伊德的这种超脱和拒绝与病人进行私交，促成了移情现象的出现并使这些现象明晰起来。
当弗洛伊德发现他已成为病人很重要的情感依托时，他的首先反应是负面的，尽管他很快意识到移情是精神分析过程中至关重要、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弗洛伊德最初将移情视作对精神分析师的一种爱欲依附，事实上也可能如此。然而，无论这有多么不妥，弗洛伊德仍认为，它是克服病人抵抗情绪的有效途径。后来，弗洛伊德逐渐将移情视作人为诱发的神经官能症，病人再现先前对父母的所有态度。弗洛伊德力图通过解析将这种重复再现转为回想，断言这些记忆是属于过去的以减缓病人现在情感上的紧张。
直到1910年6月5日，弗洛伊德依旧对移情表示反感，尽管他承认移情的重要性。在致费斯特（Pfister）的信中，他写道：
说起移情，它简直是祸根。病症里那些难以处理的、强烈的冲动甚至通过精神分析都无法彻底消除，它们使我放弃了间接建议和催眠治疗。它们只能被抑制，难以抑制的部分则出现在移情里。这部分会占很大比重。
我们能够理解弗洛伊德的感受。他希望病人只将他视作一名熟练的医师，能通过医术揭示疾病的根源，然后帮他们消除神经官能症状。但相反，病人将他视作理想的情人、父亲或者救世主。他们需要的不是他的科学知识，而是他的爱。
当然，正是因为弗洛伊德本质上是一个客观而超然的探索者，所以他将病人对他的情感冲动理解为一种病人过去情感的完全再现，而低估了病人或许在此时此地对他抱以真实情感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病人对医师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爱意（通常混杂着敌意），这种爱意并非建立在他们之间真实的情感关系的基础上，如每一个细节所示，它只能被追溯到已经成为病人潜意识的一部分的过去拥有的想望和幻想。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 51）
事实上，不管病人对精神分析师的看法是如何受到过去经历的影响，他们对精神分析师产生真心的敬重是非常自然的。很多寻求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从未从其他人那里感受到精神分析师在进行精神分析时所给予他们的那种长时间的关注。生活中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找到这样一个能专注聆听数小时的听众。很多病人感受到，他前所未有的情感被唤醒了，而不是对过去幻想的重复。大部分当代精神分析师认为，与其说神经官能症是一种被禁制或未发育成熟的性欲，不如说它是一种因无法获得平等、满意的人际关系而导致的更大失败。因此，对移情的分析取决于分析师对病人当下对他的情感的体察和评论：是害怕？顺从？进攻？还是竞争？病人表现出这样的态度是有历史渊源的，因此需要探求；但是重点在于，通过理解病人对分析师的态度是如何被扭曲的从而去理解病人对他人的态度是如何被扭曲的。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则要求精神分析师不仅要关心病人童年早期的事件，而且要承认在当下病患之间存在一种真实的情感关系。
很快弗洛伊德就意识到，精神分析师没有、也不可能成为那种超然的旁观者，仿佛病人是化学溶液一般而不受其影响。在1910年，弗洛伊德写道：
其他的技术创新只关乎医师本身。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在医师心中，由于受病人对他潜意识情感的影响而产生的“反移情”，我们倾向于坚持，医师应该意识到他心中反移情的存在，并战胜它。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I, 144-145）
弗洛伊德最初希望这可通过类似他自己所做的那种自我分析来实现。后来他承认，自我分析应该被他人所做的训练分析取代。事实上，荣格是早期精神分析师中第一个坚持分析师自己一定要先接受分析的人。精神分析师必须通过自省来监控自己的情感反应，因为他对病人话语的主观反应是在理解病人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这与科学家应具有的思维定式大相径庭。科学家决不容许个人情感影响任何正在进行的实验。尽管精神分析师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客观地看待病人，他只有在使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时才能理解病人。正如我们从弗洛伊德作为一名分析师的表现中看到的，他目标中的那种完全超然的境界从未实现过。而且完全的超然会切断他的信息来源，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的是人而不是外部世界，那么我们需要这些信息。尽管弗洛伊德承认移情和反移情的存在，但是至死他都坚持认为他是一名科学家。我们将他的精神分析事业与历史学家的工作相比可能更为合适。历史学家也试图重建过去，但是没有人指望一个完全客观的关于过去的图景会被构建出来，即使能够构建出，这样的历史也是难以理解的。历史学家对过去以及历史缔造者的动机的理解注定受他自身的经历和他对人类的理解能力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和精神分析都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