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伤到幻想
1885—1886年间，弗洛伊德在巴黎的短暂停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夏尔科多年来一直研究催眠术，目的是发现一种诊断技术，以区分由中枢神经系统的器质性疾病导致的麻痹与歇斯底里性麻痹，即起因为神经疾病的麻痹。夏尔科向弗洛伊德证明，思想虽然是无形的，但是可能成为神经官能症的起因。当一个病人患上了歇斯底里性麻痹后，麻痹的类型并不取决于解剖揭示的事实，而是取决于病人对解剖的错误想法。病人并未患上由某个外围神经损害而造成的麻痹，但他却显现出某个肢体的瘫痪，这与他本人认为他的腿或臂的起点和终点的位置是相对应的。夏尔科证明，这样的麻痹可以通过催眠治疗治愈和再次人为引发。
弗洛伊德从夏尔科那里了解到，要了解歇斯底里症，必须从心理学而不是神经病学入手。因为病人从催眠诱发的迷睡状态醒来后，不能回忆起催眠过程中他们被建议做了什么，因此催眠实验也让弗洛伊德意识到，潜意识里出现的心理过程可能对行为产生强大影响。
弗洛伊德因此在治疗神经官能症患者时采用了催眠法，并一直沿用至1896年。但是他并不只是把催眠法当作给予积极健康暗示的一种手段。催眠法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源自弗洛伊德的朋友兼同事，约瑟夫·布罗伊尔的发现。约瑟夫·布罗伊尔在治疗他的著名病例，安娜·欧（贝尔塔·帕彭海姆）时发现，如果她能回忆起某个歇斯底里症状首次发作的时刻，并重新体验一遍当时的情感，那个症状就会消失。布罗伊尔将该方法命名为精神宣泄法。因此，催眠术逐渐被用来促使病人回忆起某些症状被忘却的起源。它成为一种调查方法，而不是通过暗示对症状进行直接治疗。
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希望所有神经官能症症状都可以用这种实际上很简单却要花很大努力的方法治愈。他们在首篇文章《歇斯底里症研究》中写道：
我们发现，最初这也令我们感到无比惊讶，当我们成功地将引发症状及产生情感影响的那个事件的记忆重新追回，当病人将整个事件及其后果极尽详细地描述之后，那个歇斯底里症状便立刻、永久地消失了。
以下是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的一句名言：
歇斯底里症患者主要经受的是回想的痛苦。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11.6,7）
这些回想是一些特殊类型的回想。首先，它们是有意识的回忆难以触及的。病人只有在被催眠的状态下；或者如同弗洛伊德后来发现的当病人被权威地告知有这样一种记忆存在并可以被追回，在医师的手触压他的额头的刹那，这些记忆便会重现。第二，这些回想毫无例外都是令人痛苦、羞耻或心惊的回想。于是推断一定存在某种精神机制，它倾向于将不愉快的记忆从意识中驱逐，并使它们相对难以触及。弗洛伊德称这种机制为压抑；压抑，作为第一种“防范机制”，成为神经官能症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石。弗洛伊德假设，在头脑内部存在一种冲突——力图进入意识里、寻求释放的情感（自觉感情）与因厌恶而拒绝接受或面对它的头脑的另一部分之间的冲突。
弗洛伊德假定，被否认的压抑情感因为得不到直接释放而导致了神经官能症的发生。弗洛伊德将这种心理状态类比为尚未在体表出现的疖子或脓肿，因为没能到达身体表面而无法释放它包含的毒素。这种对神经官能症“外科手术式”的观点对于作为医学家的弗洛伊德一定很有吸引力。它隐含的意思是，那种引发神经官能症、被否认了的情感可以被视作一个异物、一个外来入侵者，它不是病人个性中的一部分，因此应该被切除。
对于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断言，被否认的情感转变成了一种身体症状，故称“转换性歇斯底里”。很多情况下，身体症状以象征的形式表达病人的感受。因此，喉咙收缩可能表达的是不能吞咽某种耻辱，心区的疼痛可能意指病人的心灵（在比喻意义上）曾破碎或受伤。在其他一些神经官能症病例里，有很多种症状，如强迫症和恐怖症，都源自那种力图以间接的方式得到释放的被压抑的情感。
最初，弗洛伊德认为被压抑的情感总是与创伤相连，即与一些病人希望忘却的不快事件相关。这种观察对于现今称为“创伤后压力障碍”的疾病来说，仍然是正确的。病人在侥幸逃脱死亡、突发事故或酷刑等恐怖经历后会患上种种神经官能症状。就像那些治疗战后神经官能症的医师反复证明的那样，帮助病人重现这些记忆、回忆当时的细节、释放或发泄伴随这些经历的担忧和恐惧，确实取得了有益的效果。
后来，弗洛伊德将此概念进行扩展，把要么可能是由外界刺激唤起，要么可能是由病人内心自发产生的寻求释放的本能冲动包括在内。在一个较早的病例中，一位女孩发现自己如果不小便几次，就无法离开房间或接待客人。弗洛伊德将这一症状溯源到某一次女孩在剧院，发现自己被一名男性强烈地吸引，经历了生殖部位的强烈刺激，使她想要小便而不得不离开了剧院。从那以后，她害怕再次经历那种强烈的刺激，因此无法控制膀胱的恐惧替代了她对爱欲冲动的恐惧。重现她的症状源起的记忆，并使她认识和接受自己的性欲，治愈了女孩的疾玻
当时弗洛伊德还提出，有一类神经官能症直接是由未获满足或不完全的性欲冲动释放而引起。这种不完全的释放是因为手淫、性交中断或者单纯的性欲节制等导致。弗洛伊德将这些状态称为“实际神经官能症”，源于德语中的aktuelle，意为“现实的”。用正常的性活动取代先前的做法就足以治愈这种疾玻
即使在精神分析发展的最初阶段，人们也可识别出一些后来对弗洛伊德产生影响的思想。第一，除了“实际神经官能症”病例之外，过去的情感都是现在问题的起因；第二，这些情感毫无例外地都是令人耻辱、痛苦和恐惧的，因此遭到否认和压抑。弗洛伊德一直认为，心灵生活的主导原则要求机体通过完全释放所有紧张情绪而达到一种平静状态（后来被称作涅槃原则）。其基本假设倾向于否定地看待所有强烈的情感，将其视作必须被消除的烦乱，而不是看作要追寻的快乐。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幸福感是满足了所有需求、消耗了所有激情之后获得的。在这里，没有“对刺激的需求”，没有当人类处于一成不变、鲜有外界信息的环境中或者当在平静的状态下生活太久而感到怠倦时去找寻情感和智力刺激的需求。
弗洛伊德接下来断言，在许多歇斯底里症状中，创伤虽然表面上触发了症状，但是它的影响通常太微小不足以成为决定因素。弗洛伊德宣称，当前的创伤唤醒了更早的创伤记忆，正是当下的创伤与过去的创伤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触发病症的真正原因。在一篇基于1896年在维也纳演讲的早期论文里，弗洛伊德断言：
没有任何歇斯底里症状仅仅是由一次真实经历引发，事实上，在每个病例中，被唤醒的对相关过往经历的记忆也是导致症状出现的因素。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111.197）
弗洛伊德随后发表了一个重要言论。在分析了18例歇斯底里症病症之后，他断言：
无论我们的分析始于何种病案、何种症状，最后我们肯定会回到性经历方面。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111.199）
在同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继续写道：
因此我提出我的观点，即在每一例歇斯底里症的最深处，都有一次或多次未成熟的性经历。这些经历发生在童年的最早期，但是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跨越岁月在脑海中重现。我相信这是一项重大发现，是神经病理学领域中源头性（caput Nili，尼罗河的发源地）发现。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111.203）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杰·布朗（Roger Brown）注意到，这是弗洛伊德为他的病源理论提供数字证据的最后一次尝试。并且即便在此情况下，他也没有论及对照检验。虽然如此，弗洛伊德继续宣称他是一名科学家。
弗洛伊德的发现使得性欲情感成为主要情感，一旦它被压抑，就会成为诱发神经官能症的起因。尽管他承认在歇斯底里症当中还涉及其他情感，例如对难以“下咽”的侮辱的憎恨会导致喉咙收缩，但是性欲而非侵犯性的敌对情绪一直是他多年来的主要关注对象。因此认为精神分析主要与性有关的普遍看法是很有根据的，尽管精神分析事实上涉及到这种普遍看法之外的更多内容。对弗洛伊德来说，性特别适合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心，因为它不但能产生强大的、通常由于被否认而遭到压抑的情感，而且能弥合身体和心灵间的差异。这是因为性与很多心理活动相关，如思想、幻想、梦，但又显而易见和身体相关，无论是从它的荷尔蒙起因还是最终表现形式来看。弗洛伊德恪守在布吕克的实验室受到的训练，继续希望为神经官能症最终找到物理源头，尽管1897年他已经放弃了将神经官能机制与脑解剖和生理学联系起来的尝试（所谓的“科学心理学计划”）。在1908年4月19日致荣格的信中，他写道：
在性过程中我们有不可或缺的“器官基幢，没有此，一个医生在面对精神生活时将不知所措。
（《弗洛伊德-荣格信件》，140-141）
弗洛伊德越来越坚信，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主要特征就是缺乏正常的性生活，而性满足是幸福的关键。这暗示说，健康的人可以在反复的、满足的高潮中释放他们的性欲冲动造成的紧张，从而反复体验上文提到的那种没有紧张感的涅槃状态。
弗洛伊德起初曾下结论说，在歇斯底里症中，成人对儿童的引诱造成了婴幼儿时期神经官能症的核心问题——性发育不全。这里通常是指父亲对女儿的引诱，如弗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研究》中描述的卡塔琳娜病例，尽管患者最初是以“舅舅”之名来掩盖“父亲”是引诱者的事实。弗洛伊德意识到，不是所有被引诱过的儿童都会变成神经官能症患者，但是他坚持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保留了对那次创伤经历的有意识的回忆；而那些后来变成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人正是压抑了这种经历。弗洛伊德喜欢概括的倾向使他得出以下结论：他的所有病人在童年时代都经历过性引诱。对于这个结论，某些情况下他的病人愿意承认，但是如同弗洛伊德自己也意识到的那样，或许因为他太过坚信这一点，而将这种观点强加给了病人。
有三个原因促使弗洛伊德后来放弃了引诱理论。第一，尽管成人对儿童的性引诱无疑是发生过的，但是随着他诊断的病案的逐渐增多，他发现这并不是频繁出现。第二，如果成为事实的引诱是促使歇斯底里症状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先兆因素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就得被迫得出结论，他的父亲也应该为做过同样的事而负责，因为他的兄弟姐妹身上也发现了一些歇斯底里症状。第三，在自我分析中，弗洛伊德对性幻想的重要性越来越关注。例如，他承认自己在幼年，当看到母亲裸体时曾对她产生过爱欲。他得出结论说，很多病人都描述过被父母引诱的性幻想，而不是回忆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这是弗洛伊德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像他自己陈述的那样，这一转变引发了如下结论：
神经官能症状并不直接与实际的事件相关，而是与一些幻想有关，就神经官能症而言，心理现实比物理事实更为重要。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X. 34）
从那以后，精神分析从试图发现一系列导致神经官能症暴发的事件，转向探索病人想象中的世界，尤其是在童年时代曾经出现过的幻想世界。神经官能症的医学模型几乎消失了，尽管弗洛伊德依旧相信病人症状的产生与性紧张相关，是这种紧张遭到抑制，没有得到适当释放的结果。
面对苦心构建的假设瓦解是需要勇气的。弗洛伊德对引诱学说的摒弃，起初被视作是诚实的表现和对真理坚定不移的追求而被广为传颂。J.M.马森（J. M. Masson）是弗洛伊德与弗利斯来往信件的编辑者和翻译者，他在一本曾质疑弗洛伊德的诚实。他声称，弗洛伊德有意隐瞒他在儿童性引诱方面的发现，是为了不进一步引起已经被他激怒的精神病学家的义愤。这和我们从与弗洛伊德关系密切的人那里了解到的弗洛伊德的品性不符，所以对马森的指责可以置之不理。不过，近年来精神病学家及其他专家已经意识到，儿童受到的性引诱远比当时认为的要普遍得多；尽管这种引诱并不像弗洛伊德最初假设的那样，一定会引发歇斯底里症状，但是它通常确实会对当事人日后的情感调适造成可怕的后果。
精神分析师们很可能低估了实际生活中性引诱发生的普遍性，他们将病人对真实事件的准确报告处理为幻想记忆。没有人知道儿童时代的性引诱到底有多普遍；但是无疑，公众们对谈论这类事件的容忍度的逐步提高，及使儿童得以私下向家庭以外能够理解他们的成人述说性侵犯的机构的设立，已使很多先前没有得到报告的案例为人知晓。
对病人内心幻想世界的专注已经导致精神分析师们不但忽视了性引诱的严重性，而且忽视了其他影响人们生活的真实事件和情境。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这是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等批评家们对“传统”精神分析提出的批判之一。但是弗洛伊德对幻想的重要性的认识是精神分析理论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他意识到，被压抑的并不通常是对实际发生过的创伤事件的记忆（尽管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存在），而是以幻想形式表现出的本能冲动。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构建了他的婴儿性欲和原欲发展理论，及他对梦的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