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荣格所谓反犹主义的指责
我从一开始就曾宣称荣格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因为他遵循的是一条独特的个人道路，力图在自己身上发现普遍意义上的人。他是如此忠实于自己的“些微火光”，以致许多人把他作为一个怪人而弃之一边，不曾费心费力深究他的著述或弄懂他的观点。在那些确实努力想要了解他的人中，却有许多对他的观点产生了错误的理解，而且常常不公平地以此来抨击他。我们可以根据荣格的心理类型来对此加以理解。作为一个内倾的思维——直觉型的人，他有一个外倾的情感——感觉型阴影。这意味着他能够作出卓越的智识阐述和产生深刻的心理洞见，但是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他以情感为基础的判断及他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两者都是有缺陷的。在保持沉默是更为乖觉和更为明智的做法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人却常常受到驱策，大胆和毫不妥协地说出他们对真理的看法。不可避免地，这为他们在赢得朋友的同时，也结下了仇敌。荣格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缺点。
我曾得罪过许多人，因为只要我一看到他们不理解我，对我而言就无话可说了：我得继续前行。除了对我的病人之外，我对人没有耐心。我必须遵从一条施加我身的内在法则，它使我没有选择的自由。当然，我并非总是遵从它。一个人怎么能过着毫无变化的生活呢？（《回忆、梦、反思》，第328页）
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长处，也可以被当作是一个弱点。这使他能够作出他人没有勇气在当时作出的发现，提出他们不够胆量提出的假设，从而使他能够对行为主义反精神、亲环境决定论的偏见进行补偿，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还原论偏见进行补偿，以及对我们文化的物质主义的偏见进行补偿。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他的某些观点引起了充满敌意的反对，另一些观点则没有得到理解或受到了冷漠的对待。这也意味着他使自己面临可造成严重伤害的指控，例如说，有人指责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这一指责本不该在此详细讨论，但是由于人们不时地重复这一点，并且认为荣格的所有观点都应该因此而遭到摒弃，那么，读者就有权知道这一指控的实质内容，以及荣格对此的说法。
指责荣格的人认为，在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之后的那些年里，荣格的行为表明了他既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又是一个纳粹的同情者。他们依据两项证据来证明这一指控：其一，他发表了一些文章，论证说，在犹太人心理和雅利安人心理之间存在着差异；其二，他于1933年成为了心理治疗医学学会（其成员绝大多数为德意志人）的主席，并且把它变成了一个国际学会，他一直担任主席直到1939年——这已是在德国学会正式“遵从”（gleichgeschaltet）纳粹意识形态多年之后。
对这些说法的真实性，荣格并没有争辩过，但他竭力否认自己是一个纳粹分子或种族主义者。那么，他是怎样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呢？首先，所称的那些文章发表在一本名为《心理治疗杂志》的专业期刊上，它的对象是心理治疗学家，其中许多读者本身就是犹太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说得婉转些，犹太——雅利安问题在人们的心里占据着显著位置。按照荣格的观点，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阴影投射的问题，雅利安人把他们的阴影投射到犹太人身上，反之亦然。当时所需要做的，是努力让人们意识到这两个群体之间真正的心理差异，以期减少阴影投射，使双方更易接受彼此。
当他因为阐述这些问题而受到一位瑞士精神病学家古斯塔夫·巴利（Gustav Bally）医生的攻击时，荣格在1934年2月27日的《新苏黎世报》上回应说：
应当承认，我是很不谨慎的，是如此的不谨慎，以致做了件在当前时刻最容易受到误解的事情：我把犹太人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我是故意这样做的。我的那位令人尊敬的批评者看起来是忘记了，心理治疗的首要规则就是要对所有那些最棘手的和最危险的，以及最为人们所误解的事情进行细致入微的讨论。（《荣格全集》第10卷，第1024自然段；斜体部分是后标的）
在这篇文章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他认为，弗洛伊德的观点和他自己观点之间的差异，和弗洛伊德的犹太背景以及他自己从小所接受的基督教教育有很大关系：
多年以前我就曾经提出，每一个心理学理论首先应该被当作一种主观的坦白来批评……这一主观前提是和我们的精神特质相一致的。这一特质是受（1）个体，（2）家庭，（3）国家、种族、气候、地区和历史所制约的……我为我的主观前提而感到自豪。我热爱其中的瑞士成分，我感谢我的神学前辈将基督教前提传递给我……
类似地，弗洛伊德的犹太人心理也同样受到犹太民族的历史的制约。
在本质上属于犹太教和本质上属于基督教的世界观之间的独特差异究竟何在，难道不应该问一问这个问题吗……？难道我们真的相信说，一个作为“上帝的选民”而四处游荡了数千年的部落，它存在这样的观念不是因为某种相当特殊的心理独特性？如果不存在差异，我们究竟怎样识别犹太人呢？
人类所有的分支都起源于一个主干，但是，一个没有分支的主干如何能称其为主干呢？“当有人胆敢对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心理差异说点什么的时候，为什么会引起这种荒谬的恼怒呢？就连一个小孩子都知道差异是存在的”（《荣格全集》第10卷，第1029自然段）。
最后，荣格否认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对纳粹观点的同情。他只是重复他自1913年以来就持有的观点。但是，“我坦率地承认，这是一个非常不幸和令人不安的巧合，在没有得到我的任何帮助以及违背我的明确愿望的情况下，我的科学项目竟然和一种政治宣言联系起来了”（《荣格全集》第10卷，第1034自然段）。
关于第二项指责，即他担任心理治疗医学学会的主席和希特勒独裁专制的前6年碰巧在同一时期，荣格的辩解是，他接受主席职位是特意为了保护学会中的犹太会员。事实如下：当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时，该学会的前任主席恩斯特·克雷奇默教授辞了职，可能是因为该学会的“划一化”进程（Gleichgeschaltung，字面的意思是“步调一致”）即将到来。荣格当时是名誉副主席，在该学会的领导成员的请求下他同意代行主席职务，但他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对相关章程进行根本的修正，把学会变成一个国际性组织。
这一点确实做到了，其结果是，原来的德国学会现在变成了国际心理治疗医学学会，由许多不同国家的分支机构组成，包括荷兰、丹麦、瑞典、瑞士以及德国。后者（德国心理治疗医学学会）于1933年9月在柏林成立并进行了“划一化”，主席是精神病学家M. H.戈林（M. H. G?ring）教授，他是帝国元帅的堂兄弟。作为国际学会的主席，荣格最先所采取的官方行动之一，就是于1934年5月在巴特瑙海姆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规定，所有被驱逐出“划一化的”国家学会的德国犹太医生现在可以成为国际学会的个体会员，从而维护了他们平等的社会和专业权利。此外，在大会结束的时候，荣格向所有成员散发了一封信件，信中明确地阐明了下述原则：“国际学会对一切政治和宗教信仰保持中立。”
这些行动根本就无法表明荣格是反犹太人的或是对法西斯主义表示同情的。那么，为什么这些指控会一再出现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一项看起来确凿的罪证，荣格对此作过解释，但并没有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这件事缘起于他主编的《心理治疗杂志》，以及他对其中发表的文章应负的责任。《心理治疗杂志》原是在德国发行的，从最早的学会成立开始便是如此。当它成为国际学会的成员机构之后，就由荣格在苏黎世担任编辑。1933年秋，戈林教授宣称他想要为德国学会的会员出版一份《心理治疗杂志》的特别增刊，要求他们忠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此荣格无权做任何事情，因为这完全是德国人的事务。然而，当《心理治疗杂志》的12月刊出版之时，荣格惊骇地发现，出版商把戈林的宣言收入了旨在国际范围内发行的那个版本中，而它的主编署名是荣格。在《反驳巴利医生》一文中，荣格声称这是在他不知情且未经他批准的情况下做的。谴责他的人却拒绝相信他的话。但是，他曾于1934年（不像有些人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在战后）公开宣称自己是无辜的，而且，如果他是在撒谎，应该会是有不少人能够揭露他的。此外，一些被公开的书信证明了荣格所说属实。例如，他于1934年3月写信给国际学会的创建人之一丹麦人奥拉夫·布吕尔（Olaf Brüel）博士，信中说戈林宣言的刊行是和荣格的“明确要求”相违背的，荣格要求这篇文章应该刊行在一期“由戈林签名而不是由我签名”的特刊上。荣格还写信给学会的秘书沃尔特·钦巴尔（Walter Cimbal），对发生的事件表示抗议，并且要求增加一项紧急规定，即未来国际范围内发行的《心理治疗杂志》的所有期刊都应该“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政治色彩”。
荣格的另一个困境起源于他在关于雅利安人和犹太人的差异的文章中所使用的语言，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把弗洛伊德归因于潜意识的一种“消极价值”看作是对我们文化的一个威胁，因为它可能助长那些在雅利安人的精神中积累起来的破坏性力量的释放。
作为一个有着3000年文明史的种族的一员，和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国人一样，犹太人有着比我们更为宽广的心理意识领域。因此，总的说来，犹太人把消极价值附加于自己的潜意识之上相对而言危险较校另一方面，“雅利安人”的潜意识却包含着爆炸性的力量和尚未诞生的未来的种子，而这些不能被贬低为没有精神危险的幼儿的浪漫主义。仍然年轻的德意志民族完全能够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这些形式现在依旧潜伏在每一个个体潜意识的黑暗之中——是一些充满了能量、可能发生强烈扩张的种子。类似于游牧民族的犹太人却从未创造出一种自己的文化形式，而且就我们所见将来也绝不会创造出，因为他的所有本能和才智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有一个文明的国家来担当使他们得到发展的宿主。（《荣格全集》第10卷，第353自然段）
荣格继续表示说，雅利安人的潜意识具有比犹太人“更高的潜能”，因为它有“一股尚未完全脱离野蛮状态的青春活力”，正如“国家社会主义这一令人畏惧的现象”所证实的那样，“全世界都瞪着惊讶的眼睛注视着它”（《荣格全集》第10卷，第354自然段）。
有人认为，在一份发行于纳粹德国的杂志上表达诸如此类的观点，这使得荣格处在与阿道夫·希特勒相同的概念框架之中。这一极端敌意的判断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当时所有欧洲国家盛行的社会态度。荣格成长于其中的文化具有内在的反犹性质。按照我们当代的标准，它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甚至受过最良好教育的欧洲人也相信，黑人是劣等的，犹太人是一个问题。这两种主张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尽管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们很难相信这一点——这是决定性的一年，当时一股恐怖的浪潮吞噬了欧洲人的精神，转变了我们对属于一个少数群体可能意味着什么的理解。
按照20世纪前40年的标准，荣格并不是种族主义者。相反，他是人道主义的、胸怀宽广的和自由主义的。他远非是他的敌人所描述的那种典型的瑞士资产阶级，他的观点是高度革新的，远远地领先于他的时代。例如，在刚刚进入20世纪之际，他便提出了将同性恋合法化的主张，认为这既是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也是一种有用的控制生育的形式；当弗洛伊德因为其婴儿性欲的观点而受到各方的咒骂之时，他冒着自己的专业声誉受损的风险与弗洛伊德站在一起；他提出了以下具有深刻颠覆性的观点，即，在每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未经触动的女性人格，在每一个女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男性人格，应该令它们获得意识、得到整合，并且存在下去。正如在和弗洛伊德的友谊行将结束之时他给后者的信中所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体内流淌着异端的血液，我最初根本就不会加入到与你的合作之中”（《弗洛伊德与荣格的书信集》，第491页；1912年3月）。
或许有人会说，荣格阐述犹太人——非犹太人问题的方式既没有讲究策略，在政治上也是不恰当的，但做了同样事情的弗洛伊德却从未受到过攻击。在他们的友谊终结之后，弗洛伊德写信给山多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承认他没有能够把“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联合起来，以服务于精神分析”；他又补充说：“他们就像油和水一样相互分离。”在给费伦齐的另一封信中他写道：“在犹太人和雅利安人的精神之间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这种差异。因此，他们的生活观和艺术观的差异肯定是处处可见的。但是，不应有像雅利安人的科学或犹太人的科学这样的事情。”如果精神分析和分析心理学确实是科学的话（就和物理学或化学等同的意义上来说），以上这段话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它们不是科学，而是解释学科，那么，荣格的观点——即把它们都看作是染上了它们的创始人的人格和文化色彩的“主观的忏悔”——可以说是更接近正确的。
荣格因为他前文所引的一个论点而受到诸多的批评——这种论点认为犹太人需要一个“宿主”国家，使他们在这个国家中发展他们的本能和才智——因为这可能隐含着犹太人是“寄生虫”的意思，就像纳粹分子所疯狂宣称的那样。但是，弗洛伊德却从未因为使用相同的术语而受到批评。在1938年出版的《摩西与一神教》一，弗洛伊德讨论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存在的差异，承认“在某些方面他们不同于他们所在的‘宿主’国家的事实……毫无疑问，他们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比其他民族更加杰出、具有更高标准、更为优越……我们知道这种行为的原因，也知道他们的秘密宝藏是什么。他们真正地将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弗洛伊德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就可以这样说。荣格则不能够，因为他是一个非犹太人。
如果这种关于荣格的反犹主义的指责是不公正的话，它是起源于何处的呢？荣格毫不怀疑地认为：“这种怀疑源自弗洛伊德”（《荣格全集》第10卷，第166自然段）。有理由相信这是真的。有一封信件被保存了下来，是弗洛伊德写给荣格的第一位精神分析病人的，这位病人是一个名叫萨宾娜·施皮尔莱恩的俄罗斯犹太人。这封信写于1913年，在她刚生了一个儿子之后不久，慕尼黑精神分析大会即将召开之前：“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已经完全改变了我对雅利安人事业的偏爱，并且希望如果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子，他能成长为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将不会在慕尼黑向荣格表示问候，对此你非常清楚……我们是犹太人，而且一直会是。其他人只会剥削我们，永远不会理解或赏识我们。”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清楚地知道，弗洛伊德及其维也纳圈子是怎样迅速地对其对手的反犹主义下定论的。他说，他有些吃惊地开始意识到“犹太人对即使是最微弱的反犹主义的征兆也具有极深的疑虑，并且有多少话语和行动会被他们解释为是反犹主义的”。弗洛伊德也不例外。“和大多数犹太人一样，即使是最轻微的反犹主义的迹象，他都极为敏感；他的朋友中几乎没有几个不是犹太人。”
荣格非常清楚地知道，由于他的“背叛”，在弗洛伊德的阵营中产生了怨愤的情绪，并且许多恶毒的动机被加诸于他的身上，用来解释他的行为：遗憾的是，这些偏见直到今天还在某些弗洛伊德学派和犹太人的圈子里存在着。
对荣格的这些不公正的指控受到了那些非常熟悉他的犹太朋友的谴责。格哈德·艾德勒（Gerhard Adler）、詹姆斯和希尔达·基尔希（James and Hilda Kirsch）、里夫卡·克卢格（Rivkah Kluger）、西格蒙德·赫维茨（Sigmund Hurwitz）以及荣格的秘书阿涅拉·雅费（Aniela Jaffé）都坚定地站出来为他辩护，讲述他如何给予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同事及其家人以慷慨的帮助，并且否认他曾经表现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或亲纳粹情绪。在他担任国际心理治疗学会主席期间，荣格始终坚持犹太人有权完全参与学会的事务，尽管他在1938年称当时的情况是“现时的政治精神脖。只是当这种精神病发展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才辞去了主席的职务。在整个战争期间，即使是在看起来纳粹就要取得胜利的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荣格也是联合事业的最热情的支持者，正如他的书信和许多独立见证人所证明的那样。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和声名卓著的拉比和宗教学教授莱奥·贝克（Leo Baeck）有过一次重要的面谈；贝克在塞里森斯塔特集中营被关押了3年后幸存下来。当贝克1946年到达苏黎世的时候，他拒绝了荣格的邀请，于是荣格到他的旅馆去看望他。他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在此期间贝克用他所听闻的对荣格的所有指责来谴责他。荣格对这些指责作了令贝克满意的回答，他们友好地告了别。
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荣格承认他最初对国家社会主义现象的评价“犯了错误”。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和当时的每个人一样，他对希特勒流星般地上台掌权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认识到，这个独裁者一定把日耳曼人潜意识中的某些非凡的能量发掘出来了。但是，到了1934年底，和任何敏锐的观察者一样，他也已经认识到，这股能量被导向了邪恶和病理的方向。事实上，如果说他对国家社会主义感兴趣的话，那是他把它作为一个心理现象，而不是一个政治现象：这是原型在超个人层面上发挥作用的一个例子；这和他的观察是一致的，即被压抑的原型成分往往以原始的和破坏性的方式从潜意识中迸发出来。
实际上，早在19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荣格就超乎寻常地未卜先知，预见到了纳粹势力的爆发：
基督教把日耳曼野蛮人分裂成上下两半，使得他能够通过压抑阴暗面，驯化较光明的一半，并使之适合于文明社会。但是，那个较阴暗的下一半仍等待着赎救和第二次归化。直到那时之前，它将始终和史前年代的残余以及集体潜意识保持着联系，而集体潜意识正越来越有可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激活。随着基督教的世界观失去其权威性，人们将听到这个“白肤金发碧眼的野兽”在其地下监牢中愈来愈具有威胁性的四下走动的声响，它随时可能冲破牢笼，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荣格全集》第10卷，第17自然段）
基督教和德国社会那种讲究纪律、等级分明的结构结合在一起，曾经对条顿民族潜意识中的沃坦神成分起到了压抑的作用——他是充满激情和无理性的风暴与狂乱之神，是战争之神，其暴力精神会占据人们的心灵，令他们在嗜血和破坏的欲望的驱使之下暴怒发狂。这些可怕的原型残余当时正开始活跃起来。1936年，他大胆地在文章中表示，和基于经济或政治原因的理性解释相比，“以深不可测的沃坦神的性格这样异端的观点来解释国家社会主义，似乎更具说服力”（《荣格全集》第10卷，第385自然段）。
日耳曼神话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它的神话中诸神都被黑暗的力量所击败。整个神话传说以世界毁灭为终结，奥丁神接待战死者英灵的瓦尔哈拉殿堂被熊熊火焰所吞噬，就像1945年的第三帝国一样。1936年，荣格感到希特勒即将掌控这些之前被压抑的沃坦神成分：“关于德国现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显然‘着了魔的’人影响了整个国家到如此程度，以致一切都被调动起来，并且开始在朝向毁灭的过程中运行”（《荣格全集》第10卷，第388自然段）。
因此，我们可以公正地得出以下结论：荣格不是一个纳粹支持者，也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当人们读到他写的下面这段话时，一定能够体谅他：“任何一个读过我的任何一的人都一定会明白，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纳粹同情者，也从来就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对我所写的东西所作的任何错误的引用、错误的翻译或重组，都不可能改变对我的真实观点的记录”（《C. G. 荣格的讲话》，第193页）。
从气质上讲，荣格不可能是一个纳粹分子。他对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持敌视态度，因为它们否认个体精神的主要价值。他憎恶任何形式的“主义”和教条。和每个人一样，他也有一个阴影，而且，在他身处的文化中长大，要是他身上没有法西斯主义或反犹主义的见解，那才是令人奇怪的。但是，和许多贬低他的人不同，有人猜想，荣格曾致力于克服他的阴影：“了解一个人自己的罪疚和自己的邪恶，这确实不是一件小事；忽略自己的阴影无疑是有害无益的。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罪疚时，我们便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我们至少能希望改变和改善自己”（《荣格全集》第10卷，第440自然段）。他正是以这种精神向莱奥·贝克坦承自己“犯了错误”的。
近年来，许多荣格学派的学者们大力地寻找证据，以便尽可能坦率地正视这些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徘徊的阴影》（波士顿：香巴拉出版社，1991）一。这本论文集中的一些作者根据可获得的材料，认为荣格确实持有反犹主义的观点，但是，在整个荣格学界，他们的观点只是少数。那些持续不断地对荣格进行指责的人（他们中大多数来自荣格学界外部）毫无疑问有他们坚持的理由。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没有充分地探究自身受压抑的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或反基督教的阴影，并且当他们把这些阴影投射到荣格身上的时候，享受着由此带来的那种自以为正义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