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
同样地，荣格对待治疗的态度也与传统的精神病学大不相同。精神病学家关注的是通过提供药物和支持来减少痛苦，而荣格分析学家则鼓励病人参与到自己的痛苦之中，从而直面其意义，调动起潜意识的治愈力量。直面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可能会带来许多痛苦，但这是对自省的极具意义的激励，是促使病人“认识到”自己的困境并且超越它的一个诱因。荣格曾有一次谈到过一个病人：“感谢老天他患上了神经症１因为就这一病例和许多其他病例而言，神经症是让病人注意到其生活中所缺乏的东西和有问题的方面的一种呼唤，是让病人踏上自我发现之旅和重生之路的一种呼唤。
由于常常要不胜重负地面对大量的病人，在精神病学家看来，心理疾病是一个要斗争和击垮的敌人（他把自己的患病阴影投射到这个敌人身上），是一个必须驱逐的“魔鬼”。在荣格分析学家看来，疾病是一种来自潜意识的象征性交流，表明病人在努力满足生命的原型规划的要求时究竟是在哪里受阻了。在精神病学家的诊所里，病人要经历咨询、诊断和治疗的例行程序，在与疾病分离的过程中要与精神病学家共谋，并且受到鼓励要将解决其困境的责任交付到医生的“能手”中。荣格分析学家则治疗完整的病人，鼓励他为自己的情况负上全部的责任，把自己的疾病理解为其全部生活经验的一种表达方式。通过医生的教导，病人认识到自己的症状是源自一种不平衡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本身是原型意图受到阻挠的结果。治疗包括以下的内容：帮助他认识到其原型挫折，并找到纠正它的途径；放弃他的片面性；使其整个人格中相互对立的力量之间产生一种新的平衡。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令自己仅限于应对意识情境是不足够的。了解潜意识的情境至关重要。在这里对梦和移情的分析变得不可或缺。精神病学的观点则大相径庭：其目的不是要打开潜意识，或者接受它必须传达的信息，而是要压抑它，使用药物令它沉默。精神病学的目标是进行急救和“恢复”——让病人回到社会中去。它极少考虑以下可能性，即精神崩溃可能是一次充满了存在的意义的危机，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然而，也要为精神病学专业公平地说句话，即，必须承认，在荣格离开伯格尔斯利之后，他的病人就极少是精神病学实践所接收的那些平民大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优裕，都处在人生的后半段。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心理学上富有经验，因为在向他咨询之前，他们已经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而且，他们当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并没有精神病问题。“我的病例中大约三分之一并未患上可明确界定的神经症，他们所受的痛苦是生活的无意义感和无目标感。如果把它称之为我们时代的普遍的神经症，我不会反对”（《荣格全集》第16卷，第83自然段）。
他把“我们时代的普遍的神经症”归因于什么呢？归因于集体的“灵魂丧失”：归因于和我们的文化伟大的神话和宗教象征的联系的丧失，归因于使我们和我们的原型本性相疏离的社会制度的出现。这是对以下观点的一种扩展：即文明的好处是以牺牲本性的幸福为代价的；后者由狄德罗（Diderot）和尼采等哲学家提出，后来在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一得到发展。荣格相信，我们的文明变得越世俗，越物质主义，越强迫性外倾，我们的生活就越不幸福，就越“没有意义和目标”。答案何在呢？不是“回到教会”，因为他自己的经验已经教导他——除非以神秘直觉的启示的形式出现——有组织的宗教意味着精神的死亡。同样出于自身的经验，他觉得，我们别无他法，只有放弃我们的文化中如此典型的对有形的外部世界中的意义完全外倾的追求，代之以与我们自己的精神本性中潜在的象征形成能力建立联系。为了在现实中实现我们自己追求整体性的能力，我们所需要的是进行艰苦的心理努力，使我们的心灵打开通往潜意识的内藏财富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意义和目的大量地涌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荣格把分析划分为4个阶段，这些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重叠，当然也并不总是以某种规定的顺序来进行。这些阶段是：
（1）忏悔（confession）：这是进行最初宣泄的阶段，此时一个人把他扛在身上的秘密告诉分析师。这个阶段通常和强烈的解脱感、或是卸下重担或排出毒素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罪疚感减轻了，孤立感、自卑感以及为社会所不容的感觉也同样如此。阴影的整合开始进行。
（2）解释（elucidation）：这个阶段大致等同于弗洛伊德的“解释性”分析。症状和移情现象得到考察，未能得到发展的区域被确定下来。在这个阶段很少发生激进的转化，但是认真地发掘潜意识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3）教育（education）：阶段（1）和（2）所获得的顿悟现在被投入到生活之中。一个人开始对自己产生不同的体验，并且开始探寻新的存在方式。这通常伴随着对社会要求的一种改进的适应。
（4）转化（transformation）：对潜意识的发掘使得一个人直面阴影、阿妮玛/阿尼姆斯，以及其他被激活的原型成分，这些原型成分是对之前狭隘的、神经症的或片面的发展的一种自然的稳态补偿。在这个阶段，象征的超越功能开始发挥作用。对个体化的追求在进行之中，而且和达成“自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超越了仅仅是“正常”或“社会适应”、对自身即是一个完整实体完全肯定和接受的状态。
荣格是根据他对炼金术的研究来阐明这个分析过程的。他承认，和炼金术一样，分析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一门炼金术的艺术（ars spagyrica，即spagyric art）。spagyric这个词是从两个希腊单词派生而来的，span的意思是撕裂、分离或伸展（即分析），而ageirein的意思是积聚或集结（即综合）。炼金术的口号“分解和凝结”（solve et coagula）准确地表述了这两个步骤：“炼金术士认为这门艺术的本质，一方面在于分离与分析，另一方面在于合成与合并”（《荣格全集》第14卷前言）。分析的阶段与弗洛伊德的还原论方法以及荣格分析的前两个阶段相对应，而第二个合成阶段与荣格分析的后两个阶段相对应。
分析是否成功地达到了其目标，这取决于病人和分析师带到分析情境（相当于炼金所使用的蒸馏甑；容器）中的那些素材（相当于炼金术的原料），以及通过他们的互动而发生的转化。其首要的要求是，双方都为自己以及自己对这一关系所起的促成作用承担全部的责任。“医生必须从其隐身处浮现出来，就他自己作一个陈述，正如他期待病人所做的那样”（《荣格全集》第16卷，第23自然段）。
最初，大多数病人发现难以为自己和自己的疾病担负责任，而宁愿让别人负责，并且对分析师采取一种被动的或依赖的态度。如果想要使分析的进展超越第二个阶段，就必须对此加以改变：“只有当病人认识到挡在他路上的不再是父亲和母亲，而是他自己的时候，真正的治疗才开始……”（《荣格全集》第7卷，第88自然段）。
劝说病人为其疾病承担责任需要有高超的技巧，否则他可能会因此而采取一种自我谴责的道德态度。他必须理解，疾病并不是他的“错”，但是只有他自己能够发现其意义并且找到治愈的方法。在这里，目的是鼓励他与疾病和整个人格都建立起一种创造性的关系，而不是引发罪疚感或悔恨。
荣格式分析的技术——两把椅子、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辩证互动、在一系列面诊期间相对频繁的休息和进展性的还原、在分析情境之外个人对梦的探究和“积极想象”——这些都旨在提升病人对自己的成长过程所负的这种责任感。
荣格把躺椅从咨询室里搬出去就是出于这个原因。由于躺椅使病人变得消极和依赖，它因此助长了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向婴幼儿情结的退行，并且对合作的、期盼中的冒险的发生造成了阻碍，而这种冒险正是荣格所设想的分析过程。虽然荣格将病人过去的情况完全考虑在内，但他更感兴趣的是病人在当前的成长过程中的状况。面对面地坐在相似的椅子上也使得治疗师和病人更容易把自己视作承担一项共同任务的同事，更容易对他们相互之间所发生的任何投射的现实性进行检验。
关于面诊的频次，荣格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频繁约见病人的弗洛伊德式做法持批评的态度。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他必须连续数月每天花上一个小时面诊病人；而我即使是在某些困难的病例中，也只是进行每周三到四次的约见。一般来说，我满足于每周两次面诊，并且一旦病人开始踏上正轨，就减少到一次。在间歇的当儿，他必须进行自我探索，但会是在我的控制之下。我为他提供必要的心理学知识，使他尽快地从我的医学权威下解放出来。此外，我每隔十周左右就中断治疗，以便使他回到其正常的环境中……以这种程序，时间可以作为一种治疗的因素发挥效用，而又无需病人为医生的时间付费。在正确的指导下，大多数病人在一段时间之后都能对共同的探索作出他们自己的贡献——无论这种贡献最初是多么微不足道。根据我的经验，治愈的绝对时间并不因过多的面诊而缩短。（《荣格全集》第16卷，第43自然段）
荣格断言，分析所需的时间并不因每周面诊的频繁次数而缩短，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下述研究的支持：该研究不能证明每周五次面诊所产生的效果要好于每周一到两次的面诊。但是，有些分析学家，特别是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学家，还有一些后荣格“发展”学派的分析学家，坚持把“分析就意味着每周四到五次面诊”当作一个信条，“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分析”。对这种观点荣格会不屑一顾。不管怎样，分析的过程都不能匆忙地进行。这种“炼金术的艺术”不可避免地要求花费时间，这样其目标才可达成。
大多数分析师（常常是出于经济的考虑）选择忽视的荣格分析实践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建议每隔十周应该中断分析，让病人回到生活中去，鼓励他们不是依赖于分析师，而是依赖于自性。通过这种方法，病人就不是为了分析而生活，而是为了生活而分析。这对病人和分析师来说都会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它既有助于防止治疗师感到精疲力竭（费心费力的治疗师很容易遭受这种状态的困扰），也有助于确保他们的工作不会变得“例行公事”或死气沉沉。定期地摆脱临床责任可以让分析师探求其他的兴趣，例如研究、写作、讲座、绘画、陶艺、旅游和运动，以便他们能重新积聚创造性能量，并且加强对在治疗师、社会工作者及精神病学家中常见的精神疾病和“心理衰竭”的免疫力。
但是，必须承认，有些病人觉得无法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由于在童年时期父母教养方式有缺陷，而患有“边缘型”或“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病人，或是那些患有鲍尔比所谓“焦虑性依恋”的病人。这些病人需要时间来和他们的分析师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他们会开始感到自己有能力保持一种持久的亲密和信任的联系。只有在达成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才能开始从这种对潜意识的想象性探究工作中获益，而这种探究工作正是荣格学派所认为的分析的关键之所在。除了这些特例以及某些其他的特例之外，不管是处于各种大相径庭的个人困境中的病人，还是患有各类迥然相异的神经症的病人，经典的荣格式分析方法在应用中都可以令他们受益。
在荣格看来，探究潜意识是他的生活方式，其目标就是处在灵魂之中（esse in anima）。这意味着对精神的独创能力保持一贯的敏锐意识。“有灵魂的存在是有生命力的存在。灵魂是人身上有生命力的东西，它有自己的生命并且产生生命……”（《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第59自然段）。当事物受到想象力的影响时，就有了生命并且带有了灵魂。“精神每天都在创造现实，对这种活动，我所能使用的唯一的表达方式就是幻想”（《荣格全集》第6卷，第78自然段）。
对分析和生命两者来说，其秘密都是参与到这种幻想之中，不管是在我们的睡眠中还是在我们醒觉的时候。“在睡眠中幻想以梦的形式出现。但是，在醒觉的时候，我们在意识的界阈之下也在继续做着梦”（《荣格全集》第16卷，第125自然段）。灵魂是与我们相随的忠诚的同伴，但我们却通常无视它的话语，因为我们听不见它的声音。这一情况可以得到纠正，不仅是通过关注我们的梦境，而且可以通过积极想象的实践活动。这是一种手段，可以赋予精神以自由和时间来自发地表达自己，而不会受到自我通常的干扰。这是一种“让事情自然发生的艺术”，在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的降神会上荣格在她身上曾经观察到，在直面潜意识期间他在自己身上也曾观察到。“就像爱克哈特硕士所教导的那样，让事情自然发生的艺术，无为而无不为，将自己尽情释放，对我来说已成为打开通往前路之门的钥匙。我们必须能够让事情在精神中自然发生”（《金花的秘密》序言，里夏德·威廉，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62年，第93页）。
积极想象要求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在半睡半醒之间。就好像开始要陷入睡梦，但却在失去意识之前突然停住，然后保持在这种状态，观察着所发生的事情。把所体验到的记录下来，以便使之可以持久地为意识所获得，这是十分重要的：可以把它写下来，画出来，用黏土塑出来，甚至是用舞蹈和表演表达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一个人通常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如果想要体验到精神的现实，并且真正地服从其转化的力量，那么，就必须进入幻想之中，成为这一戏剧的一个全心全意的参与者：
你自己必须通过你个人的反应进入这个过程，就仿佛你是幻想人物中的一个，或者说，就仿佛这场在你眼前表演的戏剧是真实的。这个幻想正在发生，这是一个精神的事实，并且它和（作为一个精神实体的）你一样真实。如果这一关键的运作方式没有得到执行，那么，所有的改变就会停留在意象的流动之中，你自己则保持不变。（《荣格全集》第4卷，第753自然段）
同样地，出于他自身经验的缘故，荣格特别热衷于让他的病人们把他们的精神意象画下来。
通过这种方法（如果我可以称之为方法的话），病人可以使自己在创造性上获得独立。他不再依赖于他的梦，或他的医生的知识；取而代之的是，他通过给自己画像塑造出自己的形象。因为他所画的是积极的幻想……这是处在一种新的和迄今为止陌生的意义上的他自己，因为他的自我现在看起来像是他的内部活动的对象。（《荣格全集》第16卷，第106自然段）
通过学会探究自己的梦和形成积极想象的技巧，病人逐渐地为自己的生活和个体化担负起责任。
由此，咨询之间的间隔并没有毫无用处地流逝掉。以这样的方式可以为自己和病人节省大量的时间，而且对病人来说也是一大笔钱；同时他也学会了独立自主，不再紧抓着医生不放。病人通过把潜意识内容逐渐吸收所做的工作最终导致其人格的整合，从而促成神经分裂症的祛除。（《荣格全集》第16卷，第26、27自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