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
许多向荣格咨询过的人都说他们受到了热诚、温暖和有礼的对待。他那无处不在的幽默感使他不可能显得高傲自负；作为一个人他自己也易犯错误，但他从未试图对此加以掩饰。例如，他用令人打消疑虑的笑容向一位极度忧虑的新病人表示问候，说道：“这么说你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了１他相信应把人们当作人来看待，而不是当作“病人”，并且教导说，每一次约诊不但是一次临床访谈，还是一个社交场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从未使用过睡椅，或任何明显的手段或花招，他把每个人都当作本质上正常和健康的人来看待，但同时承认他们可能有某种问题。他说：“如果这个人患有神经症，那是一个额外的问题，但是应该把人看作是正常的，并且以社交的方式来交流”（贝内特，《与荣格的会面》，第32页）。
令他的大多数病人感受最深的是他参与分析情境的程度，他完全投入其中：他没有冷漠超然，没有处身在病人的视线之外，他不是一个投射的屏幕，不是一个移情的操纵者，也不是一个临床管理者，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完全参与到工作之中，把病人当作一个平等的人来尊重，而不是当作一个有病的劣等的人。他愿意把个人的优越感或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这样的观念完全抛开，承认自己的弱点，相信“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能治愈病人”。他说：“并非知道所有的答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并不知道，即使我们知道，也不会带来什么益处，因为让病人自己找到答案才更具意义”（同上书，第32页）。
我自己的分析师艾琳·钱珀瑙恩（Irene Champernowne）曾接受过荣格本人的分析，她告诉我说，他给人一种感觉，即他之所以在那里，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你的分析师，而是因为他正通过你从事自己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有所收获。这使人感到这些分析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荣格本人在他的自传中也承认这一点：“我的病人使我如此紧密地接触到人类生活的现实，以至我不自禁地从他们身上学到实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和如此多种多样的人以及如此多种多样的心理层面接触，远比和名人只言片语的谈话重要”（《回忆、梦、反思》，第143页）。
首要的一点是，他从未忘记，每一个病人都是独特的，一般规则、教条观点和普遍程序绝不适用于单个病人。他教导他的学生说：“首先要学习理论。然后，当病人从门口走进来的时候，忘掉它们。”他反对集体治疗，反对一切依靠群体的治疗法。“在应对个体的问题时，只有个体的理解才能发挥作用。”
我们将会看到，荣格对病人的态度和传统的精神病学家有根本的不同，后者将“医学模型”应用到所有来向他咨询的人身上，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疾病的征兆和症状上，以便确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接着作出诊断，开出治疗处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临床距离和专业权威。与之相反，荣格并非从病理学的立场来看待病人，而是以对健康的期望为出发点，努力确定“怎样才能恢复健康”；他关注的焦点是象征和意义，而不是症状，是发现什么样的原型要求受到了挫折，需要得到满足，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私人的亲密关系和分析情境的“相互性”与病人建立起联系。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精神病学家把病人看作是疾病的受害者，而荣格分析学家则把病人看作是有望实现个体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