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
在阐述他对待心理疾病的态度时，荣格反对的不仅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概念，而且是传统精神病学中曾经流行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行的）那些观点。和这两个学科中的大多数治疗师相比，荣格的经验都要丰富得多，他的智能要有远见得多。弗洛伊德曾经分析过奥地利的一小群中上等阶层的病人，他们中大多数是患癔症（19世纪末非常流行的一种病症，但今天却很少作出这种诊断）的妇女；以这种分析为基础，弗洛伊德检测了他的假设，并且（他自己非常满意地）认为它们都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荣格的病人（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克拉夫特-埃宾在其《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所描述的任何一种病症几乎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此外，荣格不仅把他的阐述建立在他自己和他病人的基础之上，而且建立在对神话、比较宗教和人类学的广泛研究的基础之上，付出艰苦的努力试图确立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真理，无论他们的阶级、种族或信仰。更为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终都竭力坚持非教条化。当他的英国同事E. A. 贝内特（E. A. Bennet）于1951年告诉荣格，他正在为《英国医学杂志》撰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时，他立刻说道：“无论你说什么，都要说清一点，那就是我没有教条。我仍然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搞僵化。”
从他在伯格尔斯利作为布洛伊勒的助手从事研究工作之始，他对心理疾病所持的开放的人道主义态度就已经显而易见了。我们（在前文第194页）已经提到，和当时的绝大多数精神病学家不同，荣格真正倾听了病人向他所说的话，无论这其中有多少成分是病人的妄想或幻觉。正如他很久之后所写的：
在精神病学的许多案例中，来找我们的病人都有一个没有讲述的故事，通常这个故事没有人知道。在我看来，只有在研究了这整个关乎个人的故事之后，治疗才真正开始。这是病人的秘密，是把他撞得粉身碎骨的礁石。如果我知道了他的秘密故事，我就拥有了一把治疗的钥匙……在治疗中，问题总在于这整个人，而绝不仅仅在于症状。我们必须提出挑战整个人格的问题。（《回忆、梦、反思》，第118页）
通过认真倾听他的精神病人告诉他的话，他说道：
我认识到，妄想的念头和幻觉包含着意义的一个发端。一个人格、一段生活史、一种希望和欲望的模式就隐藏在精神病症之后。如果我们无法理解它们，那是我们自身的错。从那时起我才第一次开始认识到，人格的普遍心理特点就隐身在精神病症之中，而且即使在这里我们遇到的也是古老的人类内心冲突。虽然病人看起来可能迟钝、冷漠，或是完全低能，但他们的心灵中却发生着远比表面上所见更多和更有意义的事情。实质上，我们在有心理疾病的人身上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和未知的东西，相反，我们遇见的是我们自己本性的基质。（《回忆、梦、反思》，第127页）
在神经症的案例中，这种情况就更加如此：“神经症患者的精神过程和那些所谓正常人的精神过程几乎完全一样——对现在的人来说，有谁能确信自己不是神经症患者呢？”（《荣格全集》第8卷，第667自然段）。
虽然他在伯格尔斯利时就学会了进行精神病诊断的所有程序，但他觉得这个程序的用处是有限的：“临床诊断是很重要，因为它们能为医生确定某个方向。但它们对病人没有帮助。至关重要的是那个故事。因为它自身即已表明了人的背景和所遭受的痛苦；只有那时医生的治疗才能开始发挥作用”（《回忆、梦、反思》，第124页）。
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普通精神病学中的旧有的病理学方法，把心理疾病描述为独立的“实体”（ens），每一种都呈现出独特的、有明确定义的临床描述。荣格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但它亦存在害处，它把病症所有无关紧要的特征全都推到了前台，而将一个本质的方面掩盖起来，即“这种疾病从来都是一个带有强烈个体性的现象这一事实”（《荣格全集》第17卷，第203自然段）。
非常笼统地来说，他相信，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和癔症（神经症）是两种基本态度类型的极端表现：极端内倾导致力比多从外部现实中抽身而出，进入一个完全私隐的幻想和原型意象的世界，极端外倾则远离内在的完整感，转向过度关注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的世界中的影响。换句话说，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在潜意识中，而癔症患者生活在他们的人格面具中。
因此，放在最广阔的概念背景中来说，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都是个体的需要和集体的要求之间稳态平衡或不平衡的功能。人们患上神经症是因为在他们内部出现了分裂，意识和潜意识过程在稳态平衡中不再发挥作用。这种“与潜意识的分离”是“本能丧失和无根感的同义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发展起我称之为超越的那种功能，不和谐就会停止，我们就能享受到潜意识有利的方面。这样，潜意识便给予我们慷慨的大自然所能为一个人奉上的所有鼓励和帮助”（《荣格全集》第14卷，第502自然段）。
确实，荣格总是强调个体的内部精神生活，但他并没有忽视适应社会要求的重要性：
这样，从心理学（而不是从临床）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把精神神经症划分成两大组：一组由个体化未得到充分发展的集体人构成，另一组由集体适应能力萎缩的独立人构成。相应地，治疗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因为很显然，一个患神经症的独立人只有通过承认他自己身上的那个集体人——从而有了集体适应的需要——才能被治愈。（《荣格全集》第16卷，第5自然段）
荣格认为，精神病症状是自然的心理生理反应持续存在的夸张表现形式，这种看法不仅和弗洛伊德的相一致，而且得到了当代一些精神病学家的一再证实，这些精神病学家在其心理疾病的观点中使用了习性学的概念。例如，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医学中心的布兰特·韦内格拉特（Brant Wenegrat）医生把所有的心理病理症状，无论是精神并神经症还是病态人格，都看作是所有个体（无论他们是心理健康的还是有心理疾病的）共有的先天反应策略（innate response strategies，这是他对原型的称谓）在统计学上的异常表现形式。
荣格把这一洞见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他论证说，症状形成本身即是个体化过程的一个产物，疾病是一种自主的创造性活动，是精神成长和发展的责任不得不在异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功能。因此，神经症是适应的一种形式（尽管它是一种“低劣的适应”），是存在健康潜能的有机体对生活的要求作出的反应。“由于某种障碍——体质的虚弱或缺陷、不当的教育、有害的经历、不适宜的态度等等——使人在生活所带来的困难面前退缩……”（《荣格全集》第13卷，第472自然段）。个体在达成成熟的适应时体验到了困难，因为某些对于发展的进程至关重要的原型需要未在过去某个适当的时候得到满足，由此个体化发生了扭曲或出了岔子。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荣格赞同弗洛伊德的以下观点，即神经症总是起源于童年早期。相反，神经症是由于和现时的环境斗争失败所导致的。它可能作为对外部事件的一种反应，在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出现，例如，进入一所新学校、失去父亲或母亲、开始一份新工作、被征召入伍、结婚、生第一个孩子等等。确实，早期的心理创伤可能使个体预先具有表现出神经症状的倾向，但这些创伤并非神经症的起因。因此，按照荣格的观点，神经症在本质上是对具有挑战性的生活事件的一种逃避，因为个体觉得尚未作好应对的准备。所以，他教导他的学生在面对一个新病人时，要问问自己：“这个病人想要回避的是什么任务？”
病人的困境常常使他们濒临丧失行为能力的完全崩溃，而且他们把生活体验为在本质上是无法令人满足的和没有意义的。
我常常发现，当人们满足于对生活问题的不充分的或是错误的答案时，他们就会患上神经症。他们寻求地位、婚姻、名誉、外部的成功或金钱，但即使已经获得了他们所寻求的东西，他们仍然感到不快乐，并且表现出神经症的症状。这种人通常被局限在过分狭窄的精神世界内。他们的生活没有足够的满意度和足够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为更宽广的人格，神经症通常就会消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发展的观点在我看来总是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荣格把症状形成理解为一种创造性活动，这对于在病人和治疗师两者身上都形成治疗的乐观态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理解并非把症状视作是一种无谓的受罪，而是把它们视为灵魂在逃避恐惧和寻求实现的挣扎过程中经历的成长的烦恼，一个获得意识和成长的价值无量的机会。他最接近于一个明确定义的说法是，神经症是一个尚未发现其意义的灵魂所遭受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