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背景-简析荣格

时间:2024-07-01 14:17:07

原型背景

在这个梦中最具意义的原型意象是容器(圣杯)、骑士/战士和十字。通过联想,这些原型又引出了年老濒死的国王、受伤的医治者和萨满/魔法师的原型主题。

原型背景-简析荣格

根据传说,圣杯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使用过的容器;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之后,亚利马太的约瑟又用它来收集和保存耶稣基督的鲜血。因此它是基督教世界最宝贵的物品。然而,关于神奇的容器的主题远比基督教要古老得多。弗洛伊德可能会第一个表示赞同,圣杯或容器是一个女性象征,是神奇的、孕育生命的转化得以发生的子宫。这个容器(拉丁文为vas)是炼金术传统的核心,这一传统起源于古代中国,并且正如荣格所说,于12世纪传到北欧。诺斯替教的教徒们(荣格觉得自己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相信,在最早的神灵之中,有一位为人类制作了一件被称为krater的礼物,它是一个用于混合的容器,那些寻求精神转化的人就沉浸在其中。诺斯替教的这一传统似乎通过潘诺波里的索西莫斯(Zosimos of Panopolis)的影响而进入了欧洲炼金术之中,他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炼金术士之一,后世的荣格对他所见到的幻象非常感兴趣。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把这个容器视为灵魂的象征,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永不休止地为圣恩所充填。

圣杯的传说和英格兰及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的联系体现在凯尔特神话中伟大的魔法师、萨满和吟游诗人墨林这个人物身上。墨林的出生是魔鬼和一个天真的处女之间禁忌的结合所致,因此,他的出现是对基督这个人物的一种平衡。在其生涯的早期,墨林主持了一场屠龙之战,这场大战导致年老的篡位国王弗替吉尔被罢黜,尤塔国王取而代之;墨林向后者吐露了圣杯的秘密,指示尤塔再安放第三张桌子。第一张桌子是最后的晚餐的桌子;第二张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摆放圣杯的桌子,它是的;尤塔国王将要提供的第三张桌子必须是的。正方形之外以圆形围之是曼荼罗的基本构形,象征着整体性的达成、自性的完全实现。对圣杯的寻求就是永恒地(sub specie aeternitatis)对个体化的追求。

荣格的一生都为圣杯的传说所着迷。在孩提时代他就读过马洛礼(Malory)和傅华萨(Froissart)的书,并且在所有的音乐之中,他最喜爱瓦格纳(Wagner)的《帕西法尔》。如果不是因为妻子强烈地表示希望亲自来做这项研究,他会像研究炼金术那样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圣杯。就这个梦而言,除去容器本身之外,圣杯传说最有趣的部分要属“年老病危的国王”安福塔斯这个主题了。和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客戎一样,安福塔斯也遭受了无法愈合的创伤;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这个伤口的位置:它在大腿上,即生殖器附近。安福塔斯的伤口是一个与性有关的伤口,他的问题是一个性问题。他希望放弃他的王权,把它传给帕西法尔,这很像是弗洛伊德希望把他的权力传给荣格,但是,在帕西法尔就圣杯的问题向他提出质疑之前,他无法这么做。

荣格本人并没有将安福塔斯和弗洛伊德联系起来,但他把安福塔斯和自己的父亲联系了起来,在他的生活中他的父亲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前身:“我记忆中的父亲是一个遭受安福塔斯创伤的人,一个其伤口无法愈合的‘渔夫国王’——这一伤口是炼金术士们寻求万灵药来救治的那种基督的伤痛。我,作为一个‘不能说话的’帕西法尔,在孩童时代见证了这种疾病,而且,和帕西法尔一样,我无法开口。我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回忆、梦、反思》,第205页)。

弗洛伊德同样是一个“渔夫国王”,在他面前,荣格和帕西法尔一样,不能讲话,从未就弗洛伊德对性的强调提出质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关系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缘故。

在弗洛伊德人格的压力下,我把自己的判断尽可能抛得远远的,并且把我的批评压制下去。这是与他合作的前提条件。我告诉自己:“弗洛伊德远比你更有智慧,更富经验。眼下你必须完全听从他的教导,向他学习。”然而接下来,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发现自己梦见他是奥地利帝国的一个怒气冲冲的官员,一个已经过时、却仍然到处走动的海关稽查员的鬼魂!(《回忆、梦、反思》,第159页)

十字的象征意义需要进行一点放大:它暗示曼荼罗的基点,并且是整体性的基督教象征,代表着对立物通过受难而达成的和解、对耶稣基督个体化的纪念,以及上帝与人的和好。十字代表的是服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个人命运这条道路,对炼金术士和基督徒来说都是如此。

服从人性的根本对立性就相当于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精神和它自身存在矛盾。炼金术教导我们,张力是四重的,形成一个代表四种相互冲突的元素的十字。这四个一组可被视为这种完全对立状态的最小方面。作为一种遭受苦难的形式,“十字架”表达的是精神的现实,因此,带着十字架就是炼金术士在其工作中所看到的整体性和激情的一个恰当的象征。(《荣格全集》第16卷,第523自然段)

那个孤零零的十字军战士是个基督徒士兵,正要前往战常他有一个目标,一种别无选择、必须实现的命运。它是荣格将要成为的样子的一个意象,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而是作为一个人。“如果一个人知道的比别人多,他就会变得孤独,”他在晚年这样写道:

在我的身上有一个恶魔……它把我制服了……不论我得到什么,我都绝不可能停下来。我得匆忙向前,追上我的幻象。由于我的同时代人不能感知我的幻象,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往前直冲的傻瓜……我能够对人产生强烈的兴趣,但只要我一看透他们,吸引力就会消失。这使我结下了很多敌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难以掌控他自己的生活。他没有自由。他是被禁锢的囚徒,为他的魔鬼所吸引……对我来说,这种自由的缺乏是一个极大的悲哀。我经常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战场上,嘴里说着:“现在你已经倒下,我的好战友,但是我必须继续下去。”(《回忆、梦、反思》,第328—329页)

前面所说的这些已足以使读者体会到,以荣格所提倡的方式进行梦的分析是一个发散性的过程,要求相当渊博的知识,以及对象征的理解天赋。这其中所包含的远远不止对一个基本信息的解释,如果只是这样一个解释的话,那么这个例子一句话就可以说明:“去他的弗洛伊德,走自己的路吧。”

在成为医学院学生之前,荣格曾半心半意地考虑过要研究考古学,他后来一直对此怀有兴趣。正如他经常说的,他对待梦就像是对待一个未经破译的文本;他在从事这项事业时用上了全部的考古学本能。只有在发掘到这个梦的个人、文化和原型的根基时,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个梦的蕴意。只有这样,当一个人在发掘场地周围漫步时,梦的建筑结构才会被揭示出来,同时令人对这个建筑师想要达到什么目标,以及他的全部创造性能量可能导向何方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这是一个微妙的过程,过滤、分类、比较,需要丰富的想象天赋:一定不能把梦发掘到对它造成破坏的程度,它的氛围要能被感受到,它的信息要保留完整。

正如荣格所发现的,在某人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常常会一再重复,这可以通过研究同一个做梦者所做的一系列的梦来证实。荣格本人于1938年在印度所做的一个梦中又回归到了圣杯的主题;这个梦,和他关于十字军战士的那个梦一样,让他联想到了童年时关于多岩岬角上的城堡的幻想。在梦中,他发现自己和许多苏黎世的朋友及熟人一起,在英格兰南部海岸之外一个不知名的岛屿上。这是一块狭长之地,在其南端的岩石海岸上矗立着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在我们的面前升起一座气势逼人的钟楼,透过它的大门可以看到宽阔的石阶;我们只能勉强瞧见它的终端是一座圆柱围起的大厅。大厅闪烁着微弱的烛光。我明白了,这就是存放圣杯的城堡,今天晚上这里将要举行一钞圣杯的庆宴’……”(《回忆、梦、反思》,第262页)。

这个骑士、圣杯和墨林的世界不是弗洛伊德的世界,而是他的世界——是矗立在岩石上的那座有着铜柱和炼金实验室的城堡的世界。和神经症的起源一样,现代世界的困境并非是性的压抑,而是“灵魂的丧失”,是对神圣的缺乏感知。弗洛伊德的贡献更加深了我们文化的困境,因为他竭力要在一种基本的本能(性本能)中发现这种神圣。作为欧洲精神最高贵的表现形式之一的骑士理想被忽视了。骑士的神圣追求退化到我们后基督时代文明的“荒原”上。

这个主题也反复出现在另一个梦中;在这个梦中他发现自己周围是一些墨洛温王朝时代的石棺。然后他从8世纪的死者身边走过,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一些12世纪的墓前;他停在一具死尸前,那是“一个身穿锁子甲、双手合拢胸前躺在那里的十字军战士。他的形象就像是木头雕刻而成一样。我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认为他确实是死了。但是,突然我看见他左手的一根手指开始微微地抖动”(《回忆、梦、反思》,第167页)。

这个骑士在他的潜意识中仍然活着,为他指出了一条向前走出过去的道路,让他远离弗洛伊德的垂死形象,即那个烦恼的海关官员。但是,这是一个标示着基督教象征的未来和过去(十字军战士的前胸和后背上的鲜红十字),这个基督教象征标志着整体性和救赎,标志着上帝与人的和好状态。他将不得不像那个骑士一样继续前进,其行进为周围的民众所忽略,只得到自己闪动的“微弱光亮”和在自己的圆桌旁所聚集的少数几个意气相投的灵魂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