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理论的流行
许多其他学科都提出过与原型假设类似的概念，但通常都没有提到荣格。例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法国的结构人类学学派主要关心的是潜意识的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s），他们认为这些结构是人类所有的习俗和制度产生的缘由；语言学家们认为，虽然语法是彼此不同的，但它们的基本形式——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称之为它们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s）——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在最深的神经与精神层面，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或“原型的”］语法，所有个别的语法都以此为基础）；一门全新的学科，社会生物学，是以下述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即所有社会物种（包括人类）所特有的行为模式依赖于遗传的反应策略（genetically transmitted response strategies），这些策略旨在使有机体最大限度地适应它于其中进化而来的生存环境；社会生物学还认为，一个物种的个别成员的心理和社会发展依赖于所谓渐成发展的规则（epigenetic rules；epi = upon，genesis = development，也就是发展所赖以进行的规则）；而就在最近，以习性学为方向的精神病学家们开始研究他们所谓的心理生物学反应模式（psychobiological response patterns）和深刻同源的神经结构（deeply homologous neural structures），他们认为，这些模式和结构是造成个体病人在对其社会环境的变异作出反应时产生健康和不健康的适应模式的原因。所有这些概念都与荣格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提出的原型假设相符合，但荣格的假设却在当年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冷遇。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荣格的原型理论具有如此根本的重要性，以至于它不断地被许多其他学科的实践者们所重新发现，那么，当荣格提出这一理论的时候，为什么它没有受到应有的热情欢迎呢？我认为，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解释：即荣格阐明这一理论的时代和他发表这一理论的方式。
首先，在荣格人生的整个成熟期，各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者们正处在行为主义的支配之下；行为主义轻视先天的或遗传的因素，倾向于把个体视为一块白板，其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环境的因素。荣格则认为，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带有一幅完整的生命蓝图，其后它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得以执行；他的这种相反的看法与流行的时代精神是如此地不一致，致使它受到了不友善的对待。
其次，荣格没有以一种清晰的、可以检验的形式来阐述他的理论，也没有使之依赖于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他的《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一，他第一次提出了产生“原始意象”（这是他最初对原型的称法）的集体潜意识这一观点，但这晦涩艰深，充斥着神话诠释，以致于除了那些最有决心的读者之外，几乎谁都读不懂。此外，在论证“原始意象”源出人类过去的历史的时候，荣格使自己暴露在人们责难的枪口之下；人们指责他和弗洛伊德一样，赞同最初由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提出的获得性遗传（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这一已被推翻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一代成员身上产生的观念或意象能够遗传给下一代和此后的各代。
实际上，集体潜意识是一个自身站得住脚的科学假设，人们看待它时不必非得采纳拉马克的生物学观点。确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和当代习性学家、社会生物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理论阐述是相符合的。为了在自己和拉马克主义之间切实地划清界线，荣格最终明确地把他所谓的原型本身（archetype-as-such，类似于康德的自在之物［das Ding-an-sich］）和由原型本身所产生的原型意象、观念和行为区分开来。具有原型性和遗传性的是人们产生某些经验的先天倾向（predisposition），而不是经验本身。法国分子生物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也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一切事物都来自于经验，但并非来自于为每一代的每一个个体所重复的现实的经验，而是来自于在其进化过程中该物种的全部祖先所积累下来的经验。”
这样，荣格的原型就和习性学的先天释放机制一样，在科学上是应该认真对待的。正如每一个物种的全套行为技能作为先天释放机制编码存储于中枢神经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一遇到适当的信号刺激物即被激活一样，荣格认为，人类生命的程序作为一系列原型因子编码存储于集体潜意识中，这些因子在生命周期的过程中通过对内外部事件的反应而得到实现。在这个概念中并没有什么拉马克式的或非生物学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