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的实现
在一个儿童的个人精神中要求实现的最重要原型是母亲原型。一个原型的实现（荣格有时也称之为“唤起”［evocation］和“群集”［constellation］）似乎是根据19世纪末心理学家们所提出的联想律来进行的。这些联想律中有两条尤为切合：它们是相似律（law of similarity）和接近律（law of contiguity）。这样，母亲原型即是通过一个女性照看者的接近性而在儿童的精神中得以实现的；这个女性照看者的行为和个人特征与内在的母亲原型结构足够相似，使得儿童能够将她作为“母亲”来感受和体验。然后，随着依恋关系的发展，该原型就在儿童的个人精神中以母亲情结的形式活跃起来。与此同时，通过相似性和接近性，婴儿在母亲身上群集起幼儿原型。这一二人组合的任一方创造出知觉场，后者起到唤起对方身上的原型的作用。
在荣格生活的那个时期，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儿童是母亲关怀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之所以依恋母亲，是因为他们受到母亲的喂养（即所谓的“食厨爱”理论）。与此相反，荣格认为，儿童积极地参与了他们与世界的全部关系的形成；他坚持认为，“把新生儿的精神设想为一块白板（tabula rasa），即从这其中是绝对的空白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设想是错误的［他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正是这样设想的］”（《荣格全集》第9卷上部，第136自然段）。我们天生就有一个精神结构，它使得我们能够产生我们人类独特的体验。
因此，不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男人的全部本性是以女人为先决条件的。他的系统从一开始就与女人协调一致，正如它为一个相当确定的世界作好了准备一样，在这个世界中有水、光、空气、盐、碳水化合物等等。他诞生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形式在他身上早已作为一种虚像先天存在了。同样地，父母、妻子、孩子、出生和死亡也在他身上作为虚像、作为精神的倾向而先天存在着。这些先验的范畴本质上具有一种集体的性质；它们是父母、妻子和孩子的概括的意象，而不是个人的宿命。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些意象看作是缺乏实质内容的，因而是潜意识的。它们只有在遇到经验的事实时才会获得完整性、影响力和最终的意识，这些经验事实触及到潜意识的倾向，并使之得以复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是我们所有祖先经验的积淀，但却不是经验本身。（《荣格全集》第7卷，第300自然段）
因此，对我们的近代和远古祖先来说所有这些最基本的因素，对我们来说也是最基本的，因为它们嵌置在遗传的有机系统中。（《荣格全集》第8卷，第717自然段）
最近40年来，与荣格的看法非常类似的一些观点在相对较新的习性学（行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处在自然栖息地的动物）这门学科中开始流行起来。每一个动物物种都具有一全套的行为技能。这套行为技能所依赖的那些结构早已由进化建构到该物种的中枢神经系统之中。习性学家们把这些结构称为先天释放机制（innate releasing mechanisms，或IRMs）。每一个先天释放机制事先已作好了准备，一遇到环境中适当的刺激物——称为信号刺激物（sign stimulus）——便被激活。当这样的刺激物出现时，先天机制得到释放，动物便以特定的行为模式（pattern of behaviour）作出反应；这种行为模式是通过进化适应环境的结果。这样，当一只母野鸭看到一只公野鸭漂亮的绿脑袋时就会发情，绿脑袋就是信号刺激物，它使得母鸭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先天机制得以释放，而这种先天机制导致了与母鸭的求偶相联系的特定的行为模式。
这非常类似于荣格所设想的原型如何在人类身上发挥影响，而且他意识到了这种类比。他说，一个原型不是“一个遗传的观念”，而是“一种遗传的功能方式，它与小鸡钻出蛋壳、鸟儿筑巢、某种黄蜂专蛰毛虫的运动神经节、鳗鲡找到前往百慕大的道路的先天方式是相一致的。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行为模式’”。荣格得出结论认为，“原型的这个方面，这个纯粹生物学的方面，是科学心理学应该关注的”（《荣格全集》第18卷，第1228自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把习性学和荣格心理学看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就好像习性学家们致力于对原型进行外倾的探索，而荣格学者们则致力于对先天释放机制进行内倾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