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疾病
在其生命中的这段关键时期，荣格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此人们一直存在很多争论。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出自亨利·埃伦贝格尔（Henri Ellenberger）；在其百科全书式的《潜意识的发现》（1970）一，他认为荣格经历了一种“创造性的疾脖，类似于弗洛伊德在同一时期（即在38到43岁之间）所患的疾玻
这种疾病倾向于在一段时间的强烈智识活动之后发作，类似于一种神经症，或者在严重的情况下，类似于一种精神玻当患者还在与可称为发病前奏的那些问题作斗争时，他会变得越来越深信外界的帮助对自己不起作用，越来越与社会相隔离，并且更深刻地转向他自身。这种障碍能持续4到5年。康复期会自动地出现，而且和欣快症以及人格的转变相联系。主体会觉得，他已经获得了对重要真理的洞见，并且相信，他有责任与世人一起分享这些真理。因此，荣格评论道：
在意象中有一些东西不仅和我自己有关，而且也和许多其他人有关，正是在此时，我才不再只属于我自己，不再有权利这样做。从此时开始，我的生命属于大多数人……正是在此时，我才将自己奉献给精神。我爱它也恨它，但它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回忆、梦、反思》，第184页）
荣格的体验类似于萨满和宗教神秘主义者，以及一些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的体验。凡·高（Van Gogh）、斯特林堡、尼采（Nietzsche）、西奥多·费希纳（Theodor Fechner，他是心理物理学的创立者），以及灵智学者鲁道夫·斯坦纳（Rudolph Steiner）都是这样的例子。荣格自己把它比作奥德修斯的耐奇亚（Nekyia，对冥国的拜访），它在米勒小姐（Miss Miller）的幻想中出现过预示（这构成了他的《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一书的基础），在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和海伦·史密斯的鬼魂附体的表演中也有过预示。在米勒小姐的病例中，荣格首先发现的是一种“对世界的拒绝”（与力比多的一种内倾和退行有关），随后跟随着一种“对世界的接受”（与力比多的一种外倾和对外部现实更成熟的适应有关）。这种下降到冥府又返回的主题在史诗《吉尔伽美什》、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和但丁（Dante）的《神曲》中也出现过。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最有趣的类比是19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的神经崩溃；他通过自我分析将它治愈了，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对自由联想和梦的分析的运用、性欲在神经症疾病的病原学中所起的作用、童年期力比多发展的阶段、力比多的固着和退行、对被禁止的愿望的压抑等等。
当他们康复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发表了重要的和原创性的著作：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是在1900年他45岁的时候问世的，而荣格的《心理类型学》是1921年他46岁的时候出版的。由此可见，在弗洛伊德与荣格见面之前，他的大部分观点就已经形成并且固定下来了，而荣格的大部分观点是在他鼓起勇气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以及遭受了他的损失所带来的痛苦后果之后形成的。如果说，他们6年的友谊对荣格来说是一个发现和准备的时期，那么，对弗洛伊德来说，这则是一段收缩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对那些想要修正其观点的人越来越不能容忍，在他看来，这些观点已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了。
当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走进心灵的生态学》，1973）把荣格的耐奇亚描述为一种认识论的（epistemological）危机时，他并没有说错；在这个危机期他扔掉了弗洛伊德的还原论，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矗他带着从创造性疾病中摆脱出来而获得的能量，转向了对神话、哲学和宗教的研究，期望在其中找到和他所体验到的相类似的东西。《心理类型学》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在这本，他开始把自己关于精神结构和功能的观点进行组织，考察他（以及阿德勒）与弗洛伊德的基础差异。他论证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开始采取习惯的态度，这些态度决定了他们的人生体验。通过对文化史的广泛考察，他得出结论认为，有两种明显的基本心理倾向，他称之为内倾的和外倾的态度（introverted and extraverted attitudes）。内倾的特点是兴趣向内部运动，离开外部世界转向主体的内部世界，外倾的特点则是兴趣向外部运动，离开主体转向客观现实的外部领域。荣格相信，他和弗洛伊德的差异源自他自己的内倾与弗洛伊德的外倾的截然对立。
这一解释确实有其正确性，但它对其他同样重要的因素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两个人是大相径庭的背景的产物。弗洛伊德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犹太人，在孩提时代就受到一个年轻漂亮的母亲的溺爱，他接受的教育传统是进步性的，这把他自然而然地引入科学研究；荣格则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新教徒，他患有抑郁症的、间或缺场的母亲使他怀有不安全感，这令他沉浸在神学和浪漫派的唯心主义之中。因此，毫不奇怪，弗洛伊德是一个怀疑论的经验主义者，他相信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意义，而荣格则坚持致力于精神生活的研究，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没有普遍的有效性。
他们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弗洛伊德的习惯倾向是向后看，这使他对事物的起源表现出一种还原论的关注，而荣格则倾向于向前看，这使他对目标有一种适应性的关注。在他们对艺术和心理疾病的各自看法中，这种区别是很明显的。1920年，荣格写了一篇文章，在历数他和弗洛伊德的分歧时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哲学批评帮助我发现，每一种心理学——我自己的也包括在内——都有一种主观忏悔的特点。”他写道：“即使是当我正在处理实证研究的数据时，我也一定是在讲述我自己”（《荣格全集》第4卷，第774自然段）。弗洛伊德也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