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弗洛伊德的友谊
由于认识到他的实验发现为弗洛伊德的压抑（repression）理论提供了客观依据，荣格在1906年把他出版的一《字词联想研究》送给他。弗洛伊德热情的反馈促使荣格于1907年3月到维也纳与他会面。他们相处得如此愉快，以至他们毫无间断地交谈了13个小时。毫无疑问，他们在智识上相互迷恋；他们之间的友谊之花盛开了，其后主要通过通信而保持下来，持续了将近6年。
和布洛伊勒一样，弗洛伊德也对荣格的活力、热情和投入精神印象深刻。他变得非常喜爱他，认为他是“迄今为止加入到我这里来的最能干的助手”，并把他看作自己作为精神分析运动领导者的最有可能的接班人。虽然当他们见面时弗洛伊德只有50岁，但他却有点疑病症，有一种迷信的恐惧，认为自己只能再活12年。因此，在他眼中，保证“接班”是最优先考虑的事情，而且表面看来，荣格是担任这个角色最出色的人眩他有一流的心智，是在欧洲最受推崇的医院工作的一位成功的精神病医生，而或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是维也纳人，也不是犹太人。弗洛伊德敏锐地觉察到反犹主义的危险，它和公众对他关于婴儿期性欲观点的厌恶结合在一起，就可能导致对精神分析的普遍拒绝甚至压制；他希望，有一个像荣格这样的瑞士基督教徒作为追随者，能够有助于挽救他的运动摆脱这种命运。
此外，荣格能够对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作出重大贡献。不仅他的字词联想实验为潜意识情结的存在和力量提供了不容怀疑的实证证据，而且他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把精神分析的概念带入到弗洛伊德鞭长莫及的领域。（弗洛伊德接受的是神经病学家的训练，几乎没有精神病学的经验，只是作为一名临时代理医生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过很短时间。）再者，荣格对神话学和比较宗教的研究热情感染了弗洛伊德，尽管他们的研究存在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因为这两个人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天差地别的。
就荣格这方面而言，获得弗洛伊德的友谊既是一种职业的渴望，也是一种个人的渴望。在这个年长的、更有经验的男人身上，他发现了一位良师益友——一位杰出的同事，代表着具有智识勇气的父亲形象，而这种勇气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位持怀疑态度的神学家所没有的。两个人都明白这一点。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不久荣格写道：“我享受您的友谊，不是作为两个同等的人之间的友谊，而是父亲和儿子那样的友谊。”弗洛伊德在后来的一封回信中正式宣布荣格是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他的“皇太子”。实际上，弗洛伊德需要一个“儿子”和荣格需要一个“父亲”的愿望同样强烈，但是，弗洛伊德想要的这种儿子是一个愿意无条件地遵从他的权威、毫无更改地使他所规定的教条和原则永久存在的儿子。在荣格这一方面，他需要的是一个父亲形象，通过他的影响使自己能够克服青少年时期的疑虑，并发现自身男子汉的权威。虽然荣格因弗洛伊德的认可而满心欢喜，并为被视为他的一个无愧的接班人而感到荣幸，但他知道，他不可能完全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他也不可能把他的智识追求牺牲在一套教条上，那正是他父亲的所为。尽管如此，他默认了弗洛伊德的意愿，在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于1910年成立时担任了第一任主席，并且成为了第一份精神分析杂志《精神分析年鉴》的主编。
随着时间的流逝，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愈来愈难以掩饰。弗洛伊德有两个基本假设是他所难以接受的：（1）人类的动机全都是性欲的；（2）潜意识心灵完全是个人的，是个体所独有的。荣格发现，弗洛伊德思想的这些方面和其他某些方面都是还原论，太狭窄了。比起把精神能量（或者像弗洛伊德所称的力比多）看作是完全性欲的，荣格更愿意认为它是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生命力量”，性欲只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再者，荣格相信，在弗洛伊德所假定的被压抑的愿望和创伤性记忆的个人潜意识之下，还有一层更深刻和更重要的东西，他打算称之为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它潜在地包含着人类全部的精神遗产。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这一心灵的古老基础的存在就曾给他最初的暗示，当时他即认识到，在他的梦中有一些东西来自于他自身之外的某个地方。当他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妄想和幻想，并且发现它们包含着一些象征和意象，这些象征和意象在全世界的神话和童话故事中都曾出现过时，它的存在便得到了证实。他得出结论认为，一定存在着一个所有人都共有的精神的动力基础，每一个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建构其个人生活经验的。
但是，每当他试图向弗洛伊德表达这些观点时，这些观点却都要么被归因于年轻没有经验，要么被视为是在进行抵抗（resistance）。“当你和我如此接近的时候，就不要偏离我太远，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了，我们可能终有一天被相互离间，”弗洛伊德告诫他；他又补充说：“我的倾向是，对待那些作出抵抗的同事就像我们在相同的情境下对待病人一样。”荣格对这种屈尊俯就的态度很是恼火，而由于这两个人的性格使然，他们之间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吵。1911年荣格的《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第一部分的发表预示着它的到来（荣格给弗洛伊德写信说：“鸡蛋要让自己比母鸡更聪明，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尽管如此，鸡蛋里的东西仍然必须找到钻出来的勇气。”），而1912年，随着第二部分的发表，争吵终于爆发了（在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荣格引用了琐罗亚斯德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永远只是做一个学生，那是他对老师的糟糕的回报”）。在这本著作以及1912年9月在纽约所作的一系列讲座中，荣格清楚地阐明了他离经叛道的看法，即力比多是一个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要大得多的概念，它能够以“具体化的”形式在普遍的象征或“原始的意象”中出现，而这些象征或意象在人类的神话中是显而易见的。荣格将注意力特别指向英雄的神话，把他和龙——怪物的战斗这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解释为青少年的自我试图从母亲身边解脱出来的斗争。这把他引向了对俄狄浦斯情结和乱伦禁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与弗洛伊德提出的解释大相径庭。按照荣格的观点，一个孩子之所以对母亲产生依恋，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她是乱伦激情的对象，而是因为她是爱和关怀的提供者——这一观点开了理论革命的先河，大约40年后英国心理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才发动了这场革命。荣格进而认为，乱伦的禁忌是原始的：它是先验地存在的，不是像弗洛伊德所坚持的那样，因父亲禁止男孩子贪求母亲而产生。俄狄浦斯的渴望，当它们出现时，是乱伦禁忌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荣格还论证说，俄狄浦斯情结这一现象并不像弗洛伊德所宣称的那样普遍。
在把力比多重新界定为未分化的精神能量时，荣格的眼光超越了心理学，注意到了在物理学中存在的相似之处，特别是罗伯特·迈耶（Robert Mayer）提出的能量转换理论。荣格论证说，和所有物理现象一样，所有的心理现象都是能量的表现形式，这给象征提供了其动力转换的力量。我们将在第五章进一步探讨这种倾向。
这些观点的发表引起了他和弗洛伊德的严重不和，从而导致他们的友谊在1913年初正式终结。荣格辞去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和《精神分析年鉴》主编的职务，辞去了苏黎世大学的讲席职位，并且从精神分析运动中撤离出来。他再一次完全独自一人了。
他们的友谊终止的方式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对荣格来说，生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潜能，遵循自己对真理的感悟，并成为一个本身完整的人。正如他后来所说，这就是个体化的目标。如果他想要对自己守信，他就不得不走自己的路：要他花费自己的一生在一个由两个人组成的乐队中充当副手，对他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至于弗洛伊德，他绝对相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使他对不同见解如此不能容忍，以致于通常正是他引发了不同见解。他是独裁者和受虐癖者的一个奇怪的结合体：正如他有一次向荣格所承认的，他的情感生活要求存在一个亲密的朋友和一个可恨的敌人，而他在同一个人身上遇到这两者的情况经常发生。这一模式在他童年时期与其外甥约翰（John，碰巧和他年龄一般大）的关系中，以及在他与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的友谊中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和弗利斯的友谊支撑他度过了那段“非常孤独”的时期（1894—1899，当时他正在进行自我分析和建立精神分析的原则）。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友谊、争吵，以及后来荣格脱离精神分析，只是许多这类痛苦的事件之一。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Breuer）、阿德勒（Adler）、斯特克尔（Stekel）、迈纳特（Meynert）、西尔贝雷（Silberer）、陶斯克（Tausk）以及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关系也是同样的命运。赖希患上了一种精神病，他只是短暂地康复过一段时间，而西尔贝雷和陶斯克最终都自杀了。对荣格来说，这一事件的后果也几乎是灾难性的，因为他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定向障碍状态”，时而濒临精神病的边缘，这种状况持续了4到5年。虽然他深受困扰，但事实证明这也是一段高度创造性的时期，荣格称之为他“与潜意识的对抗”，这既是由于他的家庭生活的变动所引发的，也是由于他失去了与弗洛伊德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