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荣格于1875年7月26日出生在瑞士康斯坦茨湖湖滨一个叫凯斯维尔的小村庄里，他是这个村庄的牧师保罗·阿希莱斯·荣格（Paul Achilles Jung）和母姓为普赖斯威尔克（Preiswerk）的埃米莉·荣格（Emilie Jung）的唯一的儿子。他的祖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794—1864；荣格在接受洗礼时取了和祖父一样的教名）是一个很受尊敬的医生，后来成为巴塞尔大学的校长和共济会瑞士分会的会长。谣传他是歌德（Goethe）的私生子。虽然他长得很像这位伟大的诗人，但这很可能只是个传说，而不是事实。
荣格的母亲是塞缪尔·普赖斯威尔克（Samuel Preiswerk，1799—1871）最小的女儿，塞缪尔·普赖斯威尔克是一个很有名望但却古怪的神学家，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希伯来语，认为这是在天国里讲的语言。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倡导者，产生过幻象，曾与死去的人谈过话。他要求埃米莉在他写作布道词的时候坐在他的身后，以防魔鬼越过他的肩头窥探，这一直持续到她出嫁之前。这个普赖斯威尔克大家族的多数男性成员都是牧师，他们都和塞缪尔一样，专注于神秘学。这种荣格——普赖斯威尔克家族对医学、神学和唯灵论的混合兴趣对卡尔的智识发展产生了必然的影响。
在荣格童年时期他的家搬了两次，第一次是在他6个月大的时候，搬往莱茵河瀑布附近的劳芬，再一次是他4岁时，搬往巴塞尔郊外的克莱因——许宁根。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家所居住的这两所教区牧师的大住宅都没有能提供一个快乐的环境。在他的自传体著作《回忆、梦、反思》中，荣格把他家里的气氛描述为“令人喘不过气来”；他说，到处弥漫着一种死亡、忧郁和心神不安的感觉，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也“隐约显露出有麻烦”，他为这一切所压迫。他告诉我们，他们并不住在同一间卧室里，而他，卡尔，和父亲一起睡。当他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曾有过一次精神崩溃，为此她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在他成长的关键时刻出现的这次强迫分离似乎影响了荣格的余生。这并不是一种不可能出现的后果，因为正如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及其追随者所确立的，幼儿因失去母亲而表现出来的绝望，是对他们绝对需要母亲在身边但却遭受挫折的一种正常反应。如果出现了这种不幸，儿童确实通常都能设法生存下来，但其代价是，他们会形成情感疏离这样一种防御的态度，其自我专注和自我依赖会达到不同寻常的程度。通常，这会使他们长久地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获得别人的关爱和感情。他们往往还会倾向于变得举止古怪和冷淡，从而令得自己不为他人所喜爱。虽然在母亲离开期间，卡尔受到姨妈和女仆的照料，但他回忆说，由于母亲不在而使他“深感烦恼”：他患上了神经性湿疹并做了一些可怕的梦。他说：“从那时起，当有人说出‘爱’这个词时，我总是感到怀疑，而‘女人’这个词使我产生的情感联想在很长时间里是那种天生的不可信赖”（《回忆、梦、反思》，第23页）。
荣格的父亲是一个善良和宽容的人，但他的儿子却以其切身体验认为他没有力量，在情感上不成熟。在他担任牧师的早期，保罗·荣格似乎就已经失去了信仰，但由于没有可以替代的收入来源，他迫不得已地坚持履行他的牧师职责。表面上坚守虔敬行为但却失去了所有的宗教信念，这一重负促使他变成一个爱发牢骚的疑病症患者，这就很难让他的妻子和儿子爱他或尊敬他。
在他的妹妹格特鲁德（Gertrud）于1884年出生之前，荣格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他在学校里很不快活，感到自己和同伴及内在自我都很疏远：他的这种类精神分裂症的举止（即逃避现实、冷淡、自我专注）使他很不受欢迎，而学校的环境又是他完全无法在其中健康成长的。一些创伤性的事件更是加深了他认为自己有异于常人的感觉，例如，一位教师批评他抄袭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是他非常认真地创作的。当他申明自己没有抄袭时，他的同学们却站在老师一边。这样的经历使他感到“受了侮辱”并且完全孤立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完全不去上学，因为当另一个男孩子把他打倒在地、他的头部受到重击之后，他变得轻易就会昏厥。（当他躺在地上、故意长时间不站起来时，他想：“现在你不必再去上学了。”）他尽可能地独自一人消磨时光。“我和我的思想独自在一起。总的来说我最喜欢那样。我独自玩耍、做白日梦或者在树林里闲逛，有一个我自己的秘密世界”（《回忆、梦、反思》，第58页）。
这个秘密的世界补偿了他的孤独。童年时期常有的幻想和仪式在他身上表现出尤为显著的强度，它们影响了他的余生。例如，成年后，他为自己在苏黎世湖上游的波林根建造了一座塔楼，他喜欢独自一人在里面学习和研究，这在他童年时期的一个仪式中就有所体现：在这个仪式中，他把一个雕刻的小人放在铅笔盒里，藏在牧师住宅阁楼的屋梁上。他经常去看望这个小人，并且为它摆上用一种神秘语言写成的卷轴，在他的阁楼隐蔽处的这个僻静的场所给它提供了一个图书馆。这使卡尔有了一种“新获取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忍受父亲易怒的情绪，忍受母亲长期患有的抑郁症，忍受他在学校的“孤独”。“谁也发现不了我的秘密并且毁坏它。我感到很安全，那种与自我不相和谐的痛苦感觉一去不复返了”（《回忆、梦、反思》，第34页）。
童年时期的另一个仪式为他后来对心理学中投射（projection）的重要性产生深刻洞见作好了准备。这是他坐在花园的一块大石头上玩的一种想象的游戏。他会吟咏道：“我坐在这块石头上面，它就在我的下面。”这块石头会马上回答说：“我躺在这里的这个斜坡上，而他就坐在我的上面。”然后他就问自己：“我是坐在石头上的那个人吗？或者我是被他坐在上面的那块石头吗？”这给他留下了“一种奇特和迷人的黑暗的感受”，但他知道，他和这块石头的秘密关系有着某种深不可测的重要意义（《回忆、梦、反思》，第33页）。在这个游戏中我们可以追溯到荣格对炼金术的奥秘的成熟洞见之起源——炼金术士们把他们自己精神的内容投射到他们在实验室所研究的材料中去。
荣格在成年时期喜欢独居、喜欢研究炼金术和精神转换的动力，这些在他青少年时期的一个幻想中也有预示；当他每天从克莱因——许宁根的牧师住宅走到他在巴塞尔的学校时，这个幻想一路上让他非常快乐。这是一个关于理想世界的幻想，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比现在要美好。那里没有学校，生活能够完全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安排。在一个湖中突起的一块大石头上矗立着一座防御工事牢不可破的城堡，城堡有着高耸的主楼和一个瞭望塔，周围是一个由长老委员会统治的中世纪小城市。这个城堡就是卡尔的家。他作为治安法官住在这里，只是偶尔地出来“处理政事”。在港湾里有他私人的一艘二桅纵帆船，它装备着一排小加农炮。
这一幻想的关键是那个城堡主楼：它藏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秘密，卡尔是这个秘密的唯一知情者。在这个塔楼的内部，从城垛向下延伸到地窖，有一根像成年男子的胳膊那样粗的铜柱：铜柱顶端有一些伸展到空中的分叉或细丝。这些分叉或细丝从周遭提取出一种“精神的实质”，它通过铜柱被输送到地窖里；地窖里面有一个实验室，他在那里把这一气状物质转换成金子。“这当然不只是变戏法，而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和至关重要的自然的奥秘，而我并不知道我是怎样获知这一奥秘的；我不仅要对长老委员会的人保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要对我自己保密”（《回忆、梦、反思》，第87页）。
创造一座城堡、使自己与世界隔绝的需要是有类精神分裂症倾向的人的特点。小卡尔的城堡筑有防御工事，而且只通过一条狭窄的地峡和陆地有微弱的联系；这个地峡为一条宽阔的运河所切断，河上面有一座吊桥。后来，他开始建造模型城堡，城堡周围是筑起工事的炮兵阵地，而他常常会花上好几个小时研究这种攻不破的沃邦式防御工事。
在他内心的这座安全的城堡里，卡尔体验到自己由两种不同的人格组成，他分别称之为“第1号”和“第2号”。第1号人格是他父母的儿子，每天上学，尽可能地应对生活，而第2号人格年龄则大得多，远离人类社会的世界，但却接近大自然和动物，接近梦，接近上帝。他把第2号设想为“根本没有可以界定的特性——出生、生活、死亡，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体，是对生活的一种完整想象”（《回忆、梦、反思》，第92页）。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他开始了解到，这两种人格并不是他自己所独有的，而是出现在每个人身上。但是，他认识到，自己显然比大多数人更清晰地觉察到它们，尤其是第2号。“在我的生活中，第2号是最重要的，我总是试图为想要从内部产出的任何东西留下空间”（《回忆、梦、反思》，第55页）。很久以后，他把这两种人格重新命名为自我（ego）和自性（Self），并坚持认为，它们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构成了人格发展的核心动力。
他相信，他的第2号人格给予了他一种特权，这是他那位不幸的父亲所没有的，就是说，他可以直达上帝的心灵。在他看来，他的梦的揭示性质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梦包含着意象（例如，当他才3岁时出现的一个地下的男性生殖器形状的神的意象）；他确信这些意象一定起源于凌驾于他之上的某个来源。证实这一点的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幻象，他竭力抗拒这一幻象，但却没有成功；这个幻象是，全能的上帝坐在黄金宝座上，对着巴塞尔大教堂的屋顶排泄粪便（不难理解，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上帝对他的教堂的敬意少得可怜）。这种揭示使他难以忍受他的父亲在精神上的困惑，并且在两人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每当卡尔向他提出有关宗教的问题时，这位牧师就会变得急躁易怒，并且敏感地想要辩解：“你老是去想，”他抱怨说，“不，一个人不应该去想，而是应该怀有信仰。”这个男孩子在内心思考道：“不，一个人必须进行体验，获得真知１但是，他却大声说道：“把这种信仰给我吧。”而他的父亲只是耸耸肩就转身离开了。
事情因卡尔的坚信礼而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个坚信礼是他的父亲为他准备的。他到达了宗教体验仪式的最高阶段，却惊骇地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体验到。在他和他的父亲之间裂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对父亲的感觉是“最强烈的可悲可怜”。“我一下子理解了他的职业和生活的不幸……我看到了他是多么毫无希望地陷入了教会及其神学教义的圈套……现在我发现自己因教会而与我的父亲以及其他所有人的信仰断绝了联系。”（《回忆、梦、反思》，第64—65页）。
虽然在类似的情况下其他男孩子可能会转向同伴寻求支持，但由于卡尔·荣格没有朋友，他便转向内心拥抱他的“第2号”，即自性。在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他把自性作为像上帝那样的存在来体验，他对这个内在“他者”的笃信优先于所有外部关系。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在人们之中，而是独自和上帝在一起。
这不可避免地证实了他并不身在教会之中，而是处在隔绝之中：“其他人似乎关心的都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我觉得我完全和自己所确信的东西独自在一起。我比任何时候都想要向人倾诉，但却在哪里也找不到一个联系点……为什么没有人和我有类似的体验？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是唯一的一个？”（《回忆、梦、反思》，第71页）。
当有一天他偶然听到父亲向一位熟人吐露自己对儿子的未来深感忧虑时，他便自行克服了昏厥的频繁发作。他回到学校，开始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由于没有志趣相投的人可以进行交流，他便转向了文学、哲学和宗教史。他终生都十分喜爱赫拉克利特，对歌德及爱克哈特硕士也是如此。叔本华（Schopenhauer）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使他激动不已，这连同康德（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给他带来的启示如此深刻，以至他说，这使他对世界和生活的态度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他找到了一个与他自己的第2号人格相等同的传奇，这不仅提升了他的内在安全感，而且赋予他一种“对人类社会的归属感”（《回忆、梦、反思》，第93页），尽管这来得有点太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