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
在这个自给自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世隔绝的社会里，社会趋势是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富足水平所决定的。在这一表象之下，作为时代新的预言家的经济学家发现了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生产效率的下降。社会学家们揭示了阻止这个“停滞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根源在于深层次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英国人则对政府机构和传统惯例相当满足和自豪。对于英国人来说，现在的生活似乎特别好。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家庭人口更少，家境更为富裕。家庭居室装修得更好了。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汽车；人们可以用便宜的按揭购买住房；他们每年夏天可以到西班牙、法国或意大利度一个像样的假期。
这些日益增长的乐趣和好处并不局限于在城郊拥有半独立式房屋的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也能坐飞机到阳光灿烂的地中海海滨度假，在酒吧、俱乐部等场所吃喝玩乐，以及享有工资增长与工作时间缩短带来的自由选择。工人阶级中年轻的一代由于其更加古怪的生活方式和日益扩张的流行文化而成为社会学家最喜欢的分析对象，但传统人士则对此直摇头。像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那样留着长发的北爱尔兰人和曼彻斯特联队球员等体育英雄体现了与20年代杰克·霍布斯等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60年代初期的音乐突破是由利物浦一群年轻人组成的甲壳虫乐队实现的。他们预示着所谓“放纵社会”在英国即将登常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饮酒、吸毒，裙子变得越来越短，对性的限制越来越少。英格兰足球队在1966年世界杯上夺冠给年轻人的放纵增添了些许爱国主义的光环。
除此之外，中产阶级进行了其他的社会改革。这些改革得到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的首相麦克米伦和主张兼收并蓄的工党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支持或容忍。法律对性骚扰、同性恋以及其他类似罪过不再严加惩处。人工流产以及极易获取的避孕丸和其他避孕用具为无尽的性自由提供了条件。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离婚和单亲家庭。青年文化热似乎一度席卷全国，据说该浪潮因受美国总统肯尼迪“新边疆”演讲的影响而得到加强。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几种不同文化在英国的大学里碰撞融合。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与更具进取精神的中产阶级同龄人融合，这从数量上加强了青年文化的吸引力。1963年之后的十年里出现了许多新大学，而原来的老大学也得到了扩展。一些批评家认为“数量增多意味着质量的下降”。其他人则反驳说，当只有5％的适龄人能够获取高等教育时，英国大学的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开发。既然生存的基本问题显然正在被繁荣的经济解决，能言善辩的大学生们可以将他们的精力转向别的地方了。
50年代后期的核裁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产阶级里年轻一代的理想主义。这一运动曾一度威胁并削弱作为潜在执政党的工党。后来在60年代，同样的热情流向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的抗议运动。学生的反叛在伯克利和索邦司空见惯，在英国的校园里也一度出现。但和前者一样，后来这一运动也神秘地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