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撤退
战后历史见证了英国从帝国版图逐步但必然的撤退，英国的国际地位因此而受损。这是一个残酷而持续不断的进程，即使是在老牌帝国主义者丘吉尔执政时也是如此。艾德礼政府1947—1949年间允许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斯里兰卡）自治是权力转移的关键时刻。这清楚地表明英国在军事、财政，尤其是在意志上已经不能用武力来继续保留它遥远的领地。非殖民化进程在50年代达到高潮。西非和东非以及其他地方的属地获得了独立，甚至白人与地方民族主义武装发生流血冲突的肯尼亚和塞浦路斯也获得独立。在非洲南部，1963年中非联邦的最终解体也意味着北罗得西亚（赞比亚）和尼亚萨兰（马拉维）的独立。
到了60年代初期，英国所直接统治的领地只有零散的一小撮——英属洪都拉斯、加勒比海较小的一些岛屿、福克兰群岛、直布罗陀、香港、亚盯斐济以及其他一些边远地方。对神秘帝国的怀旧渴望已荡然无存。帝国日从公立学校的日历上消失了，在印度的公务员们全部回国，英王也不再是印度的皇帝。
然后在1956年10月，当埃及宣布把苏伊士运河这条重要的水上航道收归国有后，当时的首相艾登令人震惊地与法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了秘密的军事行动入侵苏伊士运河区。世界舆论，甚至包括美国，都纷纷谴责这一行动。英镑受到了威胁，石油供应被阻断；在联合国的谴责下英国军队灰溜溜地撤走了。国内对这一事件的愤怒并不持久，老牌帝国主义者也沉默无言。在195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以国内繁荣为基础的竞选获得了较为满意的胜利——麦克米伦的竞选口号是“你们从没有享受过现在这样的好日子”。
从另一方面讲，美国政客丹尼尔·莫伊尼汉完全可以撰文赞扬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第三世界的新声望，因为英国不费一枪一弹地解放了世界上偌大比例的人口，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荷兰在印度尼西亚以及比利时在刚果却以流血的痛苦方式结束统治。世界曾经倾听过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戴维·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和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的自由主义理想，而现在的世界听到的则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拉斯基（Laski）和托尼、《新政治家》期刊以及（甚至在野时）工党所倡导的社会民主信条。
在后殖民阶段，英国成为一个更倾向于内省的国家；它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尽管与英联邦国家的联系有实用的一面，例如对英镑区的维持和对黄油和肉类所实行的帝国特惠制，但英国与这些国家的联系越来越成为象征性的。而与美国的关系，尽管在许多方面并不事事如意，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从1949年起，美英两国通过战略和地缘政治组织北约绑在一起。另一个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则紧随其后。从此以后，无论英国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英美的政策一直密切配合、齐头并进。
英国人对于这两个英语国家之间的这种所谓平等的“特殊关系”颇为自豪。然而很清楚的是，在实际关系中英国总是拼命维持自认为独立的地位。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在应对共产主义中国的问题上（而不是正式承认它）、在中东，以及最重要的面临俄国威胁的欧洲问题上，英美两国的政策，如果不是一模一样，也是相似的。1956年英国在干涉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上对英美关系的背离很快就被制止了。1962年拿骚会议的结果是美国向英国提供它的“核威慑”与北极星潜艇。这使英国在国防和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比以往更为明显。
地图1帝国的衰退，1947—1980
在离英国更近的地方，从1947年起西欧就试图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联盟。战后这一设想甫一提出，英国政府就颇为怀疑，如果说没有公开敌视的话。英国人反对西欧联盟的理由有：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联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宪法和法律制度的独特性以及英国社会主义规划的自主性。更为强大的阻力是大部分英国人由于英吉利海峡的阻隔而缺乏与西欧的自然联系，所以他们将其他欧洲人看作是不可理喻的陌生人。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第一次尝试在1963年被法国总统戴高乐（de Gaulle）否决了。多年之后，英国才进行第二次努力。可以说，英国人对于尝试加入这个陌生组织时的失败没有流露出多少遗憾，因为加入就意味着更贵的食品和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亲欧派们很显然是在逆公众意见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