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经济部分与福利国家
在一定程度上，艾德礼政府实施了持久而出色的改革计划。主要的产业和机构被纳入公有制体系——煤炭、铁路、公路运输、民用航空、煤气、电力、有线及无线广播，甚至英格兰银行。全国总计有20％的产业被纳入“公共部分”。与百姓脱节的私有公司资本家集团被同样与百姓脱节的公共公司官僚组成的董事会所取代。直到1948—1949年钢铁行业国有化导致政府内部分歧浮出水面，1945年在工党竞选宣言中提出的公有制的前提才开始受到挑战。
公共财政支付的社会福利（被大众称为“福利国家”）也有极大的扩展。其中最引人注目且最具争议的是1946年由比万提出并于1948年7月实施的国民保健服务体系。该体系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论，其中很大的阻力来自医生们。他们警觉地认识到实施政府支付体系将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雇员，而且会废弃例行的私人行医制度。然而，战后的大众共识非常强大，迫使该法案通过并使全民公费医疗成为现实。其他重大措施包括1946年引入的全民保险制度（基于贝弗里奇的战时建议）、国家补贴的“廉租住房”运动（截至1952年建成了超过100万套新住房和临时住房）、养老金的提高、义务教育年限的增加，以及儿童补贴。
这些措施在当时并不是像有人宣称的那样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政府对其批评者作出了许多妥协。比万本人不得不同意允许保留职业医生的私人行医权，以及在公立医院里保留“付费床位”，这是典型的英国式妥协。在中等教育方面，公学与国立文法学校共存。的确，在1945年之后社会主义管理盛行的岁月里，伊顿公学和其他私立教育机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慈善社会地位受到国内税收的保护。公房计划迫于鼓励开发商卖房和“有产民主”原则的压力而弱化。
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福利国家的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且在之后的20年里被视为一个平衡人道社会的重要特性。1951年4月，大臣们就镶牙和配眼镜在保健制度内是否应收费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这导致了安奈林·比万和另两位大臣的辞职。虽然如此，全民支持的普惠福利的主要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下来，没有受到太大损害。同样延续下来的是政府对充分就业和振兴威尔士谷地、达勒姆、坎伯兰和苏格兰中部工业带等败落地区的承诺。鉴于得到的这些利益，英国的工会会员们愿意克服工资冻结、货币贬值和其他困难。他们对自己政府的忠诚超越了所有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