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激进主义与重建
在各个阶层，人们的这种感觉与一种明显的政治激进主义情绪相呼应。的确，1940—1945年期间英国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地转向左倾。丘吉尔政府里的工党大臣们对国内形势影响巨大。贝文、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格林伍德、休·多尔顿（Hugh Dalton）以及其他阁员们成为公众熟悉和信任的人物。他们是战后重建能够切实实施的信心保证。人们同样信任革新派的保守党大臣，例如起草了教育法案的巴特勒。他们的观点与计划者们的新思想相一致，而后者中的许多人是像凯恩斯或贝弗里奇那样的自由派理论家，或者干脆是没有政治派别的技术官僚。
在议会和政府控制之外，很明显公众的情绪日益激进——至少这反映在报纸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记录上，虽然当代人很少注意源于美国的这种收集社会学证据的陌生形式。在补选中，倾向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均富党获得了几次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和苏军挺进柏林后，公众对苏联红军的热情普遍高涨。甚至在军队里，据说左翼等新思想在热衷时事的圈子里传来传去。西非沙漠或远东军人的家书也发出要求战后建立一个更公平世界的坚定呼声。
战争结束时，重建成为一个越发清晰和深入人心的观念。而在1918年，许多设想不够周全而且很快就遭到财政部的否决。这一次则更像是一场人民战争。重建构想更加清晰精确，而且有着更加民主的基础和更多知识分子的参与。战争一结束其结果就戏剧性地展现出来。丘吉尔的联合政府在1945年5月突然解体。这时，德国投降仅仅数日，而远东的抗日战争仍在继续。令丘吉尔不可思议的是，代表底层民众的工党全国执委会坚持要求工党大臣们退出政府。大选定于7月举行。
1918年的“优惠券选举”自始至终都是虚假的。即使不像凯恩斯所批评的用“绞死德国皇帝”的狂热沙文主义破坏选举那样严重，这一因素毫无疑问也是存在的。普遍的爱国热情使得1918年11—12月的大选没能体现公众的真实情绪。然而1945年6—7月，公众更加清醒并将精力更精确地集中在住房与医疗、充分就业、工业振兴等战后社会问题上，而不是外部的和帝国的问题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受人敬重的战时领袖丘吉尔的权威和声望不但与主题无关，甚至令保守党尴尬。
大选的结果令人震惊。这是自1906年以来结果最悬殊的选举。工党在议会增加了203席，总共获得了394席，而保守党仅获得210席。了无生气和沉默寡言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就这样被推进了唐宁街十号，成为以压倒性多数选出的政府的首脑。同时进入政府的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人物，例如外交大臣贝文、副首相莫里森、财政大臣多尔顿以及贸易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这场选举是对战争岁月氛围变化的鲜明评价，毫无疑问是对充满了痛苦记忆（慕尼黑协议、西班牙内战、加尔洛事件以及反饥饿游行）的30年代迟到了的判决。英国历史上极少有类似这样展现出与传统决裂情景的时刻。左翼大臣们和广大选民们一样感到既激动又迷惘。正如工党新大臣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在这场巨变中所表达的迷惘之词，“在这之后——会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