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社会变革
无论如何，英国人口的知识觉悟和教育水平越来越高。英国的教育制度自1918年以来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发展教育的预算被1922年格迪斯（Geddes）的经济政策残酷地削减了。大部分的工人阶级社区都没有中学，就读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人口比例到1939年止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且除了在威尔士以外几乎全是富裕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子女。因此，1944年的《巴特勒教育法案》是战争期间又一个社会里程碑。它为一套新的全面中等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矗在该体制中，学校像法国一样划分成三类——现代中学、文法学校和技术学校。与此同时，通过赋予文法学校新的生机以及规划未来增加对学校建筑与设备的投资，该法案有助于确保识字率的极大提高以及社会与职业更大的流动性。在战后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对吸纳不成功的大多数人的“现代”中学的水准存有什么疑虑，文法学校毕业生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无论工人阶级和知识阶层对社会变革甚至革命的热情有多么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政府致力于回归传统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则小得多。的确，公众对变革的要求与资方对战前社会不公和分化危险的认知所达成的一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英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其中一个主要方面是现在的工会再也不会像1918年之后那样被政府抛在一边了。当时最有权势的工会领袖是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贝文。在丘吉尔于1940年5月任命他担任劳工大臣后，贝文成为英国国内具有支配地位的内阁大臣。在他的主导下，工会与政府合作制定了工作条例、改善了劳资关系而且取得了在经济计划战略上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英国工会联盟的书记西特林实际上成了政府的助手。
战争期间的确发生过罢工，主要是1942年肯特的矿工、1941年克莱德的男学徒们以及1942—1943年的南威尔士工人。但是与正在形成的、更广泛的共识相比，这些事件都是相对简短的插曲。到1945年战争接近尾声时，工会联盟起草并修改了它的公共优先议程名单。这些议程包括对主要产业及公共服务业的国有化、保持充分就业、建立以贝弗里奇报告为依据的福利国家以及基于战时“平等分享”原则的更加公平的财政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