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在文化和艺术方面，这场战争给旧的价值观带来了一些新的生机。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方面没有取得1914—1918年期间那样的成就。没有产生那个时期“战地诗人”式的一代。战时艺术家们则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鼓励；政府资助他们描绘闪击战和其他战役的经历。摩尔、约翰·派珀（John Piper）和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是其中三个最有名的例子。
有趣的是，音乐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它尤其受到战时创立的音乐和艺术促进委员会的支持。伦敦闪击战时期由迈拉·赫斯夫人（Dame Myra Hess）主办的午餐钢琴音乐会展现了公众对音乐新的热情。作曲家的成果则体现在迈克尔·蒂皮特（Michael Tippett，他是创作出感人的人道主义作品《我们时代的孩子》的和平主义者）和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伟大作品里。后者的《彼得·格兰姆斯》首演于1945年6月。它在很大程度上从50年前吉尔伯特和苏利文的轻松作品中汲取养分，给英国歌剧注入了引人注目的新活力。战争期间，电影成为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创新艺术形式。像《与祖国同在》和《相见恨晚》这样的影片实际上植根于战时的主题——分离、迷惘、牺牲——并赋予商业化的电影业创新性现实主义的色彩。
然而在所有文化传播媒体中，英国广播公司对公众的影响力最大。喜剧演员汤米·汉德利（Tommy Handley）、流行歌手薇拉·琳恩（Vera Lynn）以及战地记者理查德·丁布尔比（Richard Dimbleby）和温福德·沃恩·托马斯（Wynford Vaughan Thomas）等成为他们时代伟大的娱乐明星和信息传播者。在受到陌生的社会和知识思想影响的世界里，英国广播公司基本上保持了它的保守和稳妥性，尊重上帝、国王、家庭、生活的连贯性和民族传统的持久性。在6年的战争浩劫中，这似乎是大众所要求并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