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革新
体现这种情绪的最重要文件是1942年11月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这是一位严肃学者型经济学家的作品，它勾画出由中央税收保证的普遍社会保障计划。这一激动人心的计划包括产假福利和儿童津贴、普惠保健和失业保险、老年退休金和死亡补贴。用当时的话来说，它提供的保障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热烈的公众反应赋予毫无魅力可言的贝弗里奇以“人民的威廉”再世的明星地位，因为他的报告确保在战后的公共议程中，社会政策与其他诸如全民免费保健服务等问题一样占据优先的地位。巴洛（Barlow）报告（实际上发表于1940年）则展望彻底改造停滞的“萧条地区”的前景。随后，1945年的《工业分散法》开始了早就应该实施的扭转诸如英格兰东北部和威尔士南部等地区经济衰落的局面，主要方法是经济多元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1942年的厄思沃特（Uthwatt）报告则提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城镇规划新方法，即在主要城市周边建设“绿化带”，控制土地的使用，以及建设“新城镇”以满足老城市扩张的需求。在所有这些战时蓝图中，最重要的是对充分就业的承诺，这体现在1943年预算和1944年的政府白皮书里。30年代的滞胀和经济及人力资源的浪费摧毁了许多社区，这一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那时失业游行抗议者的领导人，例如1936年反饥饿游行的主要人物、贾罗选区议员、“红色艾伦”威尔金森（Wilkinson），现在则积极参与政府的工作。
在这一切社会革新的潮流下，最为重要的是财政政策的转变，包括对反恶性循环政策的承诺、增加人力资源预算以及对需求的管理。甚至持传统观点的战时财政大臣如金斯利·伍德（Kingsley Wood）和约翰·安德森爵士（Sir John Anderson）也接受这些计划。在财政部任职的凯恩斯本人对内阁里负责经济事务的阁员们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是1919年战后安排的主要批评者。而现在，无论是在国内预算政策方面还是外部的财政安排（包括试图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将国际贸易和货币理性化）方面，凯恩斯都是个关键人物。以往最保守的领域中出现了最激进的设想：对主要工业和英格兰银行实施国有化、收取遗产税，以及建立国家支付并控制的医疗制度。这些建议在保守党和工党阁员之间引发了日益激烈的争论，其中还有来自靠投机取巧成为后座议员的愤怒诽谤，比如直言不讳的格拉斯哥犹太人伊曼纽尔·欣韦尔（Emanuel Shinwell）与聪明过人的前威尔士矿工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但是在传统战时领袖丘吉尔领导下，社会各界和知识界的这种热烈争论的确是一种新气象，比1917—1918年的“重建”讨论更加切中时弊而且更加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