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影响
自始至终，这场战争紧紧攫住了国人的心，没有出现类似1914—1918年第一次大战期间公众的质疑或者乐观的沙文主义。最令人满意的事实是，比起1914—1918年持续了艰难4年的堑壕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6年间英国的人员伤亡要轻得多。这一次，总共有27万军人在6年里丧生，在国内遭遇德军的空袭中则有超过6万平民死亡。二战中，战役大多在外围进行，更具分散性，而且因为以技术为基础而最终更加有效。甚至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样的和平运动前辈都感到这几乎算是一场高水平战争。与此同时，围绕英国在外部世界的作用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中东和远东，即使英国重新控制亚洲的香港、沙捞越、马来亚和新加坡以及非洲的英属索马里兰，帝国体系正在承受极大的压力。在战时会议和1945年7—8月的波茨坦和平会议上，美国人关心的则是加速非殖民化的进程。丘吉尔忧心忡忡，因为他成为英国首相或者血战6年并不是为了解散大英帝国。但是局势的发展并非他所能料到的。
在国内，全面战争的影响也同样巨大。和先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人口的类型和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对一些行业进行新的集中化控制以便调控社会和经济生活。但与1914—1918年不一样的是，国家机器这一次的运作似乎更加公正——而且这种势头很可能在战后继续下去。这场战争清晰地表现了极大的平等精神，而这在英国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是没有过的。奥威尔（在《狮子与独角兽》中）感到一场社会革命正在发生。定量供应本、毒气面罩、身份证以及其他战时管制品的发放是平等的，包含着一种“平等分享”的精神。这种精神也体现在德国闪击战的共同受难经历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成就是由“被疏散者”所取得的，这些学童们被从伦敦、伯明翰、利物浦以及其他城市疏散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有史以来，英国的不同阶层第一次有了交汇，尽管他们可能不了解或不喜欢对方。为被疏散的城市贫民区儿童提供医疗和食品服务意味着他们身心健康得到了极大改善。对他们的家长来说，战争奇迹般地意味着，经历了30年代的可怕失业后，充分就业得以恢复。平均主义也激发了对社会规划的新理想，尽管普通工人与伦敦官僚的规划之间可能并不一定有明显和必然的联系。然而其结果是，由于战时团结、平等的牺牲精神，人们就公共政策开始提出崭新的问题。同样在军队里，一种新的信念产生了，即这一次“适合英雄的国度”将不会再像1918年后那样被随便抛在一边。这种情绪被一些媒体精确地捕捉到。例如，汤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主编的战时画刊《图片邮报》、报纸《每日镜报》，以及约克郡作家J. B. 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颇受欢迎的广播谈话节目。其中后者极具地方激进主义的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式风格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