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情绪的变化
然而在各种不同的层次，公众的情绪突然开始转变。甚至政府也开始转变观念，认识到加强国家防御系统的需要，尤其是在空军方面。从1935年起，以新型战机为基础的空军正在形成，这种机型由投入到雷达系统的最新科技以及其他防空防御系统作为后援。通过像亨利·蒂泽德（Henry Tizard）和他的对手弗雷德里克·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等人的努力，科学创新的呼吁又一次零星地传到了权力阶层那里。到了1937年，重整军备的计划已经依稀可见，虽然财政部由于担心预算的平衡极力阻挠该计划。现在已知的情况是，当时仅与美国私下达成的财政援助安排就足以支持经济困难的英国实施扩军计划。在更广的范围里，公众的心理已被西班牙内战事件所深深触动。不仅仅是诗人奥登或散文作家奥威尔这样的人物，连许多参加过国际纵队的英国工人志愿者都倾向于对国际主义作出新的承诺。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使英国人认识到了希特勒政权及反犹主义的现实。甚至工党的左派，如工会领袖贝文和沃尔特·西特林（Walter Citrine），也转而竭力反对工党政客的新和平主义。这些政客没有向被法西斯德国和奥地利镇压的工会和劳工组织提供武装援助。张伯伦的平衡主义更难维持了。特别是作为首相，他缺乏灵活性。
德国在1938年的武装推进、吞并奥地利以及随之而来以波希米亚西部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利益为借口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导致了英国国民良心上的危机。张伯伦对此表现出了处理上的决断性。在贝希特斯加登、巴特戈德斯贝格以及最终在1938年的慕尼黑，张伯伦与希特勒达成了妥协协议。事实上，张伯伦允许德国人选择在任何时间去吞并苏台德地区而法英两国不会进行军事报复。在短时间里，这种投降政策似乎反映了公众的心态。张伯伦带着胜利的成果回到英国，以一种不祥的语句宣布，《慕尼黑协议》将给一代人带来和平。但是这种放弃责任的行为已不能自圆其说。有人认为张伯伦是在制造喘息的空间，以使英国以后能够以更有力的军事条件挑战德国。但是内阁讨论的记录并没有找到支持此种说法的证据。丘吉尔和他的幕僚、甚至因抗议张伯伦的外交政策而从外交部辞职的艾登（Eden）等人的批评则与公众的情绪更加一致。到了1938年底，当《慕尼黑协议》意味着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以满足德国武装扩张的事实昭然若揭时，英国人的愤怒情绪是非常强烈的。仅仅几个月前，张伯伦还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被认为是自1916年劳合·乔治以来最有权势的首相。而现在，他却像个要落荒而逃的人。扩军备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政府与工程工会进行了新的磋商，以便提高军火与飞机的产量。
当希特勒最终于1939年3月入侵布拉格时，公众的愤怒爆发了。鉴于苏联不能承诺协助保护波兰的东部边界，外部压力迫使张伯伦承诺在军事上保卫这个远离英国的东欧国家。自1812年半岛战争以来英国保持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对欧洲大陆不干预的政策现在突然发生了逆转。政府几乎被可怕的公众意见吓倒了。政府甚至正式尝试与苏联结盟，但进展太慢而最终以苏联在8月与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告终。整个夏季，全国沉浸在一种决心集中国家和帝国的全部资源抵抗德国侵略的新情绪中。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发动了决定其命运的对波兰的入侵。几次与德国进行的最后谈判失败后，张伯伦在9月3日广播宣布了英国对德国的宣战。在这一点上全国的意见是一致的，甚至弱小的共产党也给予了支持。该党许多领导人反对莫斯科的官方路线并投身于反法西斯事业。在下议院，工党议员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代表英格兰”的发言后来证明也代表了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所有自治领的声音。
在绥靖政策论争的最后阶段，公众辩论的气氛史无前例地激烈。30年代初期的平和自足被抛到了一边。在涉及到无尽的失业悲剧、“救济”丑闻以及“救济资格审查”等问题上，国民内阁与工党一直针锋相对。除此之外，右翼内部也存在巨大分歧。分歧的双方是张伯伦、西蒙、塞缪尔·霍尔等《慕尼黑协议》缔结者及其追随者和以丘吉尔为首的谴责懦弱可耻的绥靖政策的民族主义批评者们。捷克斯洛伐克等事件的深远影响把左派和右派的抗议者们越拉越近，而这一点是西班牙和阿比西尼亚事件所没能做到的。国内和国际冲突汇聚成一股波涛汹涌的激流。张伯伦这位30年代繁荣的主要设计师、城郊中产阶级的代言人、30年代叱咤风云的领袖，突然变成了令人憎恶的、虚伪和堕落的政治秩序的象征人物。在绥靖“罪人”中，他首当其冲地受到两位激进青年新闻记者迈克尔·富特（Micheal Foot）和弗兰克·欧文（Frank Owen）在1940年的猛烈抨击。这也许是自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以来政治宣传所取得的最大成就。
在这样的时刻，张伯伦领导下的任何社会都很难为一种共同事业团结起来。然而，正如1914年8月发生的那样，英国团结起来了。的确，当战争在1939年爆发时，所有地区和阶层的人们都意见一致。正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公众认为现在英国是代表被压迫民族和被迫害种族进行的神圣之战——事实也的确如此，比1914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本家和工人、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们因为不同的动机参战，或者怀有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各不相同的动机汇聚并形成了新的共识。正如20年前所做的那样，英国在全面战争的挑战和动乱中重新获得了团结和国家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