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
因此除了老旧工业区之外，30年代的英国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个保持着内部和平的国度，而且由于一些文化想象力而充满了活力。但是这种氛围在1937年陡然发生了转变，不是因为国内的不团结或对此的重新评价，而是因为外交事务上的外来冲击。20和30年代英国内部的和谐建立在一种平静外交政策的基础之上。这种由凯恩斯1919年所倡导，并且使劳合·乔治在1922年下台的氛围弥漫于整个社会。右翼采取的对外不进行军事干涉和冒险的方针遭到了左翼的强烈反驳。他们认为1919年的和平安排是报复性的，并且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这是国家利益与帝国利益对抗的产物，而不是政府真正渴望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20年代，英国的国防力量逐渐削弱，而这几乎没有受到公众的反对。其根基在于“十年之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的前提设想。在这个时期，战舰的数量尤其遭到当时的财政大臣丘吉尔的削减。刚刚竣工的新加坡巨型海军基地已然成为不合时代的东西。主要的军事投入是在印度的统治，但是对圣雄甘地和国大党运动的逐渐和部分的容忍使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驻军从1925年的5.7万缓慢减少到1938年的5.1万人。同样，与爱尔兰自由邦日渐和谐的关系导致了1936年英爱“协议”的签署以及实际上免除爱尔兰所欠英国的所有债务。这极大地消除了军事或海军开支的另一个潜在来源。
甚至在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任德国总理之后，30年代初期英国公众的情绪仍然是被动的。除了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领导的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等少数例外，英国的劳工运动是倾向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贝文的工会则坚决反对右翼国民政府进行的军备评估。在代表社会主义的左翼，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等人民阵线的代言人则敦促与苏联结盟并且主张只有社会主义才是解决国际纷争的真正良方。与此相反，大多数保守党人不希望采取冒进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鲍德温，他使人们相信未来真正意义上的国防是不可能的，因为防御将主要由空军的力量来决定。轰炸机总是能够突破防线。对于1931年的满洲危机或1935年的阿比西尼亚危机，英国保守派政府对维护国际联盟的权威缺乏起码的兴趣。右翼人士，特别是一些报业大亨们，宣称大不列颠与希特勒的德国之间有着同源于条顿民族以及反共产主义的共同基矗在泰晤士河畔马洛附近，贵族阿斯特（Astor）夫妇的克莱夫登庄园，成为一个包括了政客与新闻记者等各色成员的团体经常光顾的理想地方。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团体改变了外交部的政策，使之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当行动的时机来临时，公众仍持反对意见。希特勒于1936年初将军队开到了莱茵河畔，直接违反了《凡尔赛公约》不许驻军的规定。当时只有像遭到孤立而且不受欢迎的丘吉尔等少数人呼吁英国对此采取军事回应。更早些时候，英国公众，尽管非常尴尬，普遍认可了外交部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后采取的绥靖政策。事实上，意大利占领非洲之角这个古老帝国时，英国几乎没有进行经济与军事干预。英国对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的原则进行过正式承诺，但事实上没有起多大作用。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充当了阿比西尼亚危机的替罪羊，但是对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领导下的意大利采取绥靖政策很明显是政府的集体决定。现有的内阁记录证实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几个月后霍尔重新进入政府，而且没有受到什么反对。当西班牙民选的左翼共和政府遭到佛朗哥（Franco）将军领导的右翼民族主义部队入侵，并且该侵略行为后来进一步得到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军事援助时，英国政府再次死板地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即使这意味着西班牙民主的最终覆灭。1937年10月，自信的政治强人张伯伦取代了推行被动无为的绥靖主义的鲍德温。张伯伦积极主动地寻求与法西斯独裁者妥协，这代表了英国对欧洲不干涉主义情绪的增长。政府官员中的关键人物，如霍勒斯·威尔逊爵士（Sir Horace Wilson）和内维尔·亨德森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英国驻柏林大使），对这一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