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与地区差异
国民内阁的政治极为明确且毫不愧疚地建立在阶级差异和地区分野的基础上。老旧工业区被置于“特别地区”计划的保护下。按当时流行的说法，工业化的苏格兰、英格兰东北部、坎布里亚郡、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南威尔士属于“萧条地区”并且自我封闭。只有当来自这些地区的难民出现在伦敦和伯明翰街头参加反饥饿游行或向剧院观众队伍乞讨时，外部世界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这些所谓的“萧条地区”的生活方式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自力更生。在这些地区，工业正在萎缩，意味着其应税收入的进一步下降；而这又意味着社区设施的进一步破败、工业衰落速度加剧，这样整个循环怪圈比以往更加严重。
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一些文学作品——乔治·奥威尔的有些晦涩难懂的长篇小说《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充满同情心的《救济之爱》、刘易斯·琼斯（Lewis Jones）在《马尔蒂》和《我们活着》中对威尔士矿区生活的描述——深刻揭露了这种结构性贫困对当时社会与文化造成的影响。但是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当地的贵格教徒们和其他理想主义者有一些慈善之举。政府通过从特别地区的收益提供了一些援助，但是实质上政府没有采用任何新的地区政策来彻底改造这些地区的工业基地并使其多样化。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讽刺性地建议将这些地区改成露天考古博物馆，而这些地区的居民们则可乘火车去往达格纳姆或豪恩斯洛等地获取工作。政府也提出了建立商贸机构的新计划，这些商贸机构对集体搬入老旧工业区的企业家们提供便宜的房产税或优惠投资贷款。例如白金汉郡的斯劳镇就成为30年代大量工业活动的焦点，虽然它丑陋的建筑成为约翰·贝奇曼（John Betjeman）毫不留情冷嘲热讽的对象。但是总的来说，财政部与英格兰银行联合采取的紧缩政策以及政府的缺乏紧迫感使这些主要工业区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直到1935年国防白皮书发表之后，在重新备战的影响下，对工程与飞机制造的重视才使就业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然而，受到大萧条冲击的工业化地区被冷落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相对自足且规模有限。英国其他地区的大部分人口发现大战浩劫之后的生活还过得去，并且在许多方面还相当令人愉悦。30年代通货膨胀率很低，私有住房便宜，而且消费者的选择越来越多。1933年至1937年之间，年平均建造住宅达34.5万套。汽车工业以及电气、化工和纺织工业的大公司出现了持续繁荣。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像莱斯特和考文垂这样的城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富足。生活的回报从未像现在这样明显。赫伯特·查普曼（Herbert Chapman）的阿森纳足球队的职业球员们尽管报酬不高，但却顿顿吃牛排、喝香槟。在外伦敦地区，地铁在扩展，向北通到赫特福德郡边缘的柯克佛斯特，向西通到白金汉郡边界的阿克斯布里奇，这表明了白领人口在服务和专业领域的扩张。在亨登、哈罗和金斯伯里等成长中的郊区出现了方便的购物区以及许多电影院和足球常中产阶级缺乏规划的半独立式房屋带沿着交通主干道延伸，直到周围的乡村，并没有受到旨在保护城市周围“绿化带”的环境控制计划的多少限制。伦敦市郊的西大道成为无控制的产业与住宅开发的笑柄，充斥着毫无风格依据的各种工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的一代经常认为这些建筑是现代艺术的里程碑）。如果对30年代大失业与大萧条中英国缺乏社会变革的一种解释是人们对这些老旧工业区的政治与经济缺少关注，那么另一种解释则是大战浩劫后相对未受影响的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持续追求令人惬意的市郊生活方式。
因此，30年代的英国在欧洲展示了令人惊异的稳定局面，而欧洲大陆则目睹了被极权与独裁涂炭的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以及陷入混乱的法兰西与西班牙共和国。英国的社会与文化等级制度变化极校议会、法庭以及以公学为基础的高度分层教育体系（以牛津与剑桥为主导）的声望和以往一样高。君主制通过巧妙回应大众民主面貌的微小变化而保持了自己的威信，其中的范例之一是乔治五世出席一年一度的工人节——温布利体育场足球决赛。国王1935年的银婚纪念引发了全国性的欢庆。即使与爱德华八世逊位有关的短暂危机也基本未对君主制造成破坏。英国悠然地孤立于欧洲大陆之外，而这块大陆正被英国人知之甚少的遥远民族闹得四分五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