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野
20年代后期，国家的局势终于安定下来，并一直持续到40年代。人口继续增加，虽然更加缓慢。英国人口从1911年的4,083.1万增加到1921年的4,276.9万和1931年人口普查时的4,479.5万。但是人口中存在着日益深刻的差异，正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那样的年轻一代作家后来所强调的那样。对于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来说，20年代是个日益满足和繁荣的时代。出现了许多以城市中产阶级房产为主的房地产开发。这源于1919—1921年有始无终的艾迪生住房计划以及后来内维尔·张伯伦给予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直接补贴的计划。战后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满怀着中产阶级的梦想——拥有自己的住房、安静的家庭环境、更多的休闲追求（例如，到1930年时英国私人汽车的拥有量就超过了100万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宝贝”奥斯汀牌汽车），以及各种便捷的家用机电设备，如胡佛电动吸尘器。英国广播公司将娱乐与教育节目送到私人家庭里，这显示出了广播的影响力。对于1880年至1918年间急剧扩张的白领行政与专业人员阶层（包括初级经理人员、公务员、学校教师、熟练工人等）来说，20年代并不是很糟糕，因为物价开始下降，房屋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更加轻易地获得，此外还有更多的休闲活动可以追求。更新的、采用先进技术的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赫伯特·奥斯汀（Herbert Austin）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朗布里奇以及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牛津附近的考利建成的现代化汽车厂。在它们的周围，居住于城市郊区这种新生活方式繁荣起来。对这一部分人来说，在经历了令人厌恶的战争与大罢工的不安刺激之后，由热爱自然的首相鲍德温所宣扬的“安定为先”理念和他所象征的日常安稳价值观似乎更有吸引力。
然而对于许多其他地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逐渐绝望和幻灭的时代。例如，在战后短暂而忙乱的恢复之后，英国的乡村深陷于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中。农村人口逐步减少，尤其是在英格兰南部以机械化农业为主的小麦种植区。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村收入水平降低；从苏格兰高地到英格兰的康沃尔，乡村小镇的活力荡然无存。表面上，英国的乡村生活保存了自身不变的传统面貌；1918—1926年间发生的“绿色革命”极大地增加了小型农场主的数量，这是自诺曼征服以来在土地所有权方面最大的变革。但在这一切表层之下掩盖着的是负债的模式、月供和银行贷款的负担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生活质量上日益扩大的差距。因为大多数的英国文学作品是以乡村作为基本参照系的，所以这些现象暗含着严肃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在老旧工业区，尤其是英格兰北部和东北部、威尔士南部工业区、苏格兰中部克莱德赛德一带，以及爱尔兰海对岸贝尔法斯特的贫民窟里，这是一个令人极其痛苦绝望的时代。20年代工人阶级住房和生活条件的不足和贫瘠日益为人们所注意。同时像贾罗、威根和梅瑟蒂德菲尔这样的老旧工业区的环境日益恶化。伴随住房潮湿肮脏、学校和公共服务匮乏等恶劣条件的，是儿童患病与死亡率、中年人肺结核、矿工肺病以及老年人残疾等数字的惊人上升。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和苏格兰老旧工业区居民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英格兰东南部和英格兰中西部的乡镇和温泉区。20年代的社会鸿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这一状况又因钢铁、造船和煤矿等传统行业因缺乏投资而造成的失业率上升而加剧。1925年回归战前实行的金本位制的决定是由财政大臣丘吉尔作出的。该政策（事后）受到凯恩斯的严厉批评，但却得到正统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的广泛支持。金本位制意味着对英国煤炭与钢铁出口价值的严重高估以及这些行业工人失业率的进一步攀升。至于在教育和医疗设施以及诸如图书馆、游泳池、公园等公共设施的质量方面，鲍德温安静领导下的英国实际上存在着比以往更加明显的社会分野。所谓“安定为先”的时代，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世俗化，（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学家R. H. 托尼［R. H. Tawney］在1929年发表的一些著名演讲的说法）意味着一种新的“不平等宗教”的建立。其中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全国三分之二的社会财富为40万人（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所占有，与之相伴的是整个社会在生活质量上的巨大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