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罢工
教会对影响历史进程的无能为力戏剧性地表现在1926年大罢工事件上。那一年，工业衰退、失业率上升以及社会积怨所构成的可怕怪圈导致了英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阶级冲突。1919—1921年的大罢工已成为历史。鲍德温首相在祈祷：“主啊，赐给我们时代和平”。但是在英国最大的工业——煤矿领域，工资减少、工人失业以及矿区家庭生活水平下降等因素造成了持续的紧张局势。1926年4月，政府拒绝继续给予煤矿工业补贴。5月2日，鲍德温与英国工会联盟（TUC）代表团的谈判破裂。由此，工会几乎是突发性地发动了一场大罢工。连续9天（5月3—12日）全国实际处于瘫痪状态。工会挑战政府与宪法秩序的经济力量从未像现在这样显示出它的威力。教会领袖们呼吁双方和解的努力显得尤其有气无力。
实际上，这场大罢工进行得足够平和。没有发生针对罢工破坏者的暴力行为（这些人员还包括因此而停课的许多牛津和剑桥的大学生们）。罢工破坏者们开动公交车并从事其他反罢工的活动。罢工者与警察和武装部队之间也没有发生暴力冲突。最后，TUC在5月12日取消了罢工令，约克郡、卡姆布里亚、泰尼塞德、南威尔士以及苏格兰工业区一如既往地服从了决定，而几个关键的工人团体（如电力工程师团体）自始至终都没有参加罢工。这是工会的一场彻底的失败，尤其是对于煤矿工人来说，他们又痛苦地坚持罢工达数月之久。英国的阶级战争成了一场短暂而没有流血的冲突。对于旁观的中产阶级来说，它无关痛痒，甚至显得很有趣。
然而很明显，大罢工所揭示和加深的裂痕成为以后20多年里持续影响全国团结的重要因素。直到1984—1985年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时，1926年的情景——当时的胜利与背叛——对英国煤矿工人来说也还历历在目。在1926年的形势下，大罢工是没有成效的。当时，工会本身三心二意，政府则准备充分（一些阁员，如财政大臣丘吉尔）甚至蓄意挑衅。但是，1926年——一位威尔士矿工后来在回忆中称之为“元年”——的确展示了英国工人阶级内部非凡的忠诚和阶级团结。这不仅表现在较老的采矿、钢铁和造船领域，也表现在公路、铁路运输和销售等“半技术”行业的新型服务业工人中。即使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国内的阶级分野也昭然若揭。人们对警察或公务员所宣称的严守中立的态度表现出深度的怀疑，甚至对事实上顶着政府压力努力保持其独立性的、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立场也表示怀疑。在矿区，大罢工带来的后果是矿主对罢工者的惩处、工资的大幅削减以及削弱工人的喉舌矿工联盟的企图。如果说像阿瑟·库克（Arthur Cook）那样具有煽动性的矿工领袖靠边站了的话，工会和工党的继任者们对公然扭曲工作报酬与机会的社会体系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容忍度。这对战争年月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团结是个极大的讽刺。当英国继续艰难地度过经济大萧条的岁月时，大罢工的记忆与阶级抗争的传统也在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