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当然，道德标准的旧裁判者的权威在战后似乎遭遇了危机。在这方面，没有哪个机构比教会更明显。除了拥有坚定的爱尔兰信众的罗马天主教会，其他教会显然都是全面战争的受害者。在维多利亚鼎盛时代对许多人来说是道德灯塔的各种新教教堂，现在遭遇到信奉者减少、资金紧缩以及权威削弱的情况。即使在教会视为堡垒的威尔士和北方地区，其威信也出现了逐渐衰退。更严重的是，战争造成的对清教主义和安息日习俗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教会本可以使用的惩戒措施。战后的英国国教也很难继续发挥其既定的全国性作用。兰德尔·戴维森（Randall Davidson）和科斯莫·朗格（Cosmo Lang）等大主教宣扬回归传统道德秩序，但是他们传达的信息似乎越来越苍白无力。
从正式意义上讲，英国仍是一个明显的基督教国家。其教会领袖仍然受到尊崇，并且与王室以及拥有土地的贵族联系密切。星期日仍然安静肃穆——列车停驶，商铺与剧院歇业，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酒馆也关门谢客。1927—1928年对英国国教祈祷书的修改引起了激烈的公众辩论；教会内部盎格鲁天主教与新教福音派之间的战火又重新燃起。正如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宗教节目后来表明的那样，教会仍然认同中产阶级价值观、家庭、社区以及正统的爱国主义。同样，通过诸如童子军和教会旅这样的青少年活动，教会也和帝国联系在一起。战争本身鼓励了一种世俗的宗教形式，体现在勒琴斯在白厅为阵亡将士竖立的纪念碑和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上。然而，尽管各种正式仪式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他们几个世纪来的宗教传统，基督教的影响力和神秘性正在显著消退，尤其是对战后的一代人和退伍军人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