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和艺术
公众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不断发生变化和产生混乱。战前的许多固定模式现在似乎都受到了侵扰。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知识分子发起了小规模的运动，这意味着联合王国的统一本身可能会受到威胁。两个规模不大的民族主义政党按照爱尔兰的模式建立起来——1925年成立的威尔士民族党和1928年成立的苏格兰民族党。然而，它们的意义在遥远的未来才会显现。
艺术方面，在文学、音乐、绘画以及建筑领域，像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以及勒琴斯等战前巨人依然活跃，从而掩盖了先锋派运动表达“现代主义”和反叛现实的汹涌暗流的挑战。小说家中，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主要作品。的确，反映战争岁月混乱情绪的《恋爱中的女人》在1920年出版之后，劳伦斯的后续作品似乎并不是很出色。更具创新性的作品是与“布鲁斯伯里学派”有关的一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创作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家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意识流”作品。对人物性格的细腻描绘以及小说新奇的意识流形式证明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活力。比较正统的是E. M. 福斯特（E. M. Forster）的《印度之行》（1924年）。他与布鲁斯伯里学派有着间接的联系。这部小说描写了东西方文化的互动冲突，表现出西方的自由人道主义正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诗歌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开创性发展是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1922年）。这首诗的韵律和意象令人不安，其基督教的遁世主题以及个人的伤感情绪捕捉到了20年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萧伯纳（Bernard Shaw）最具哲学意味的《圣女贞德》之外，当时的戏剧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在艺术、设计和建筑方面，这同样是个缺乏想象力的时代。像本·尼科尔森（Ben Nicholson）那样的画家正在探索新的风格，而其他人，如保罗·纳什（Paul Nash），显然也是在原地踏步。在艺术界，布鲁斯伯里学派中再次出现了几个著名的叛逆者，如艺术批评家和赞助人罗杰·弗赖（Roger Fry），以及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和瓦尼莎·贝尔（Vanessa Bell），他们都试图打破现实主义绘画的樊篱。的确，布鲁斯伯里学派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人物，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散文家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及该学派的哲学家导师G. E. 摩尔（G. E. Moore），体现了英国20年代文化舞台的许多优势与不足。该学派真诚希望在英国的艺术中注入欧洲大陆现代主义诗人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的灵感。它把对新事物的迷恋与对传统有效的反抗结合起来，其中最能体现这种做法的是斯特拉奇对维多利亚时期女王及其他风云人物的致命弱点的讽刺性研究。较为负面的是，布鲁斯伯里学派对艺术沟通持一种鼓励近亲联姻、甚至是部落化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家族式的封闭小圈子。30年代的作家们将会批评该学派是新的文化集团。他们抨击该学派对道德（而不是纯美学）强调不够，而且缺乏对政治与公众的关心。或许，布鲁斯伯里学派的宗旨鼓励了艺术与大众渐行渐远的趋势。
虽然如此，艺术领域在表达反叛和解放方面的发展却与当时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相呼应。妇女先后在1918年和1928年取得了部分和全部的投票权。她们也能够享受其他的自由权：抽烟、看电影之类的消遣、追求更加开放和不受限制的“性生活”、更为丰富大胆的衣着等。20年代回忆录中大加赞赏的“鲜亮年轻一代”其实是有很大局限的。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就以这些人为对象写了很多讽刺文章和戏剧。他们通常来自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与私立学校、牛津和剑桥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牛津成为自由文化自我表达、腐化堕落和虚无主义的中心，正如30年代它被（同样错误地）认为是反战抗议运动的中心一样。更为古老的大学也许并不像后世神话创造者们所宣称的那样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当然它们确实融入了当时尚无定形的世界的试验探索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