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
在国外，战争岁月促进了更多的变化。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这都是一场帝国战争，为大英帝国与英王和国家而战。英国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和印度得到很多军事和其他方面的协助。澳新军团日（纪念加利波利半岛苏弗拉湾的战役）成为澳大利亚日历上悲情的、象征性的事件。1917年，劳合·乔治实际上召集过一次大英帝国诸国首脑参加的帝国战时内阁会议，讨论协助宗主国内阁的事宜。像南非的扬·史末资（Jan Smuts）将军那样有权势的帝国政治家甚至曾被请来参与英国的内阁讨论。在商业上，帝国特惠制正成为现实。在这个时期，大英帝国的神秘感是强大的。当时一位主要的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年轻时曾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发起的艺术与手工运动的追随者。现在，他与赫伯特·贝克（Herbert Baker）正将他们的才智用于重建德里城上。德里城将以一座巨大的总督府为中心，配以秘书用的办公大楼，作为古典权威的象征。在战争期间，帝国的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膨胀。的确，战时的秘密协定确保了战后和平时期英国的殖民体系及战略，使它成为规模空前的帝国，新增加的领地范围包括中东和波斯湾的广阔地域。在像“阿拉伯的劳伦斯”那样的个人主义者的古怪行为鼓舞下，加之以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东其他地区丰富的石油前景，大英帝国的疆土扩张到无远弗届。
然而，事实上帝国正日益变得难以维系。早在1914年之前，帝国政策受到的财政与军事上的限制已经凸现出来，尤其表现在印度发生的日益高涨的国大党运动上。而此时其他问题也出现了——反抗英国统治的民族主义起义此起彼伏并愈演愈烈。威尔士几乎是以盲目的爱国热情追随着如日中天的劳合·乔治，但与威尔士截然不同的是爱尔兰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了剧烈反抗。由几位共和派和新芬党人领导的1916年4月复活节起义遭到了惨烈的失败。但是，由于阿斯奎斯政府残酷的镇压，到了1918年中期，新芬党及其共和信念赢得了爱尔兰南部几乎全部26郡的民心。主张自治的老资格人物，如约翰·狄龙（John Dillon），正在被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和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这样的新民族主义激进派所取代。战争接近尾声时，爱尔兰南部几乎处于戒严法控制之下，他们抗拒服兵役，反抗王权及新教徒（或其余威）的支配。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从19世纪40年代的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到19世纪80年代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以及1900年之后的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几十年里采取的大都是合法与和平的方式，现在却似乎到了猛烈爆发的边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战争岁月政治与社会的共识，在克莱德赛德和威尔士矿谷已经相当脆弱，更是一点也没能延及爱尔兰南部。随着爱尔兰共和主义强有力的策动，反抗帝国统治与压迫的全新民族主义运动就要展开。印度、埃及以及其他殖民地将对此密切关注。战争留下的遗产是一个更加统一但却更加孤立的英国。它庞大的帝国角色已经无法应对战后世界的广泛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