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
在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广泛领域，大战的整体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左翼反战者，如工党的拉姆赛·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极具讽刺性地指出战争的需要所带来的社会改革远远大于过去半个世纪工会和进步人道主义者的所有运动所带来的变革效果。政府的新远景正在展开。新的元素正在注入和平时期统治英国的技术型、职业化公务员精英阶层。行政和经理阶层得到大规模扩张。像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或希波姆·隆特里（Seebohm Rowntree）这样的社会改革家，甚至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那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受到中央政府部门的尊重，尤其是1916年12月劳合·乔治接替阿斯奎斯担任首相之后。工资提高了，工作条件改善了。1917年的《玉米生产法》复兴了英国的农业，给佃农和他们雇用的工人带来了新的生机。技术性以及其他形式的教育也得到了重视。特别是随着1918年《费舍尔法案》的实施，免费的初等教育得到了普及，该法案还试图为大众创造从初等到中等甚至高等教育的机会阶梯。政府的一系列调查，包括保守派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牵头进行的一项调查，为国家住房计划开辟了新的远景，而这一领域在1914年前几乎被新自由主义完全忽视。主要的原则定了下来，即建立一种地方政府负责的补贴住房体系，为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建设廉租房，并且拆除城市中心和老旧工业区的贫民窟。关注公共健康的呼声也出现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造成大规模生命损失的战争，促使国内对生命更加重视，主要表现为改善医疗环境、关注儿童和老人、重视哺乳期母亲，以及像建立医学研究学会那样的医疗创新。到了1918年底，政府承诺建立新的卫生部来协调卫生服务和国民保险，并且接替地方政府委员会在这些方面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