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联主义与劳工
爱德华时代还经历了工会运动的大发展，工会会员从1901年的200万人扩大到1913年的410万人。1908年以后，物价飙升而工资滞涨，促使工会运动风起云涌，发挥了自己的威力。1910到1912年间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其顶峰是1911年的首次铁路工人大罢工；当时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缓和了紧张局势，这本身也成了一个先例。由于工党党员资格必须通过加入工会获得，也由于大多数工会陆续成了隶属工党的组织（此前一直支持自由党的煤矿大工会于1909年加入工党，是该党一大胜利），工党实力大大加强了。随着意识形态讨论的激增，工党又成立了涵盖面很广的选区党组织系统；关于意识形态的许多讨论必然带有乌托邦性质（并且受到了威廉·莫里斯的启发），因为实施的手段仍然十分有限。
工党在议会下院内有牢靠的基础，但是规模很小，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与自由党的结盟，如1906年的大选中，这种结盟为工党带来29个议席。工党在议会选举中收获有限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它能期待成功的工业中心里，有60％的成年男性尚未获得选举权。那时，下院的工党议会党基本上将自己看作是为工会谋利益的压力集团，在塔夫河谷案之后、1906年劳资纠纷法的出台过程中，它成功地修订了自由党提案中的条款，阻止了工会在法律上被兼并改组。工党也介入社会问题和对外政策。威斯敏斯特的这种缓慢的进步使一些工联主义者（如著名的威尔士矿工工会）转向了工团主义运动，即避开议员、议会和代议制政府机构，而用工会的“直接行动”去提高劳工的控制力。
工党的存在和成功同工联主义的扩张及其遭遇的困难有密切联系，反映出他们和自由党之间不同的社会基础以及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劳工运动之所以团结，是基于其文化和社会上的亲和力，也就是工人们在劳动和闲暇中共享的经历；这些经历和阐述他们是一个单独的阶级的道理同样重要。工人们并不感到自己和有产阶级完全疏离，但他们确实觉得自己是不同的阶级。这一感觉因自由党未能选择工人作为候选人而变得强烈起来：无论自由党和工党在政策问题上有多少一致的看法，自由党联盟的中产阶级成员——在选区选民中有决定性影响的人——是不会让他们认为应该从仆人出入的门走进他们居所的人当候选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