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仔细考虑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各类批评之前，应该先看一看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先前我们已经看到，实证主义者大力支持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力开始采取一种不同的形式；“适者生存”的斗争已较少被视为人与人之间在市场上的竞争，而更多地被看作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这一转变戏剧性地减少了所讨论的单位数，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即是否应将一个个的“种族”而非无数的个人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先进的种族”是否能够通过政府的、社会的组织，或许甚至是遗传因子组织，来控制自身的命运。当时关系到民族国家间竞争的帝国主义也激发了同样的问题。
这一将英国的进化科学和德国的有机国家概念结合起来的观念对当时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政治谱系上属于哪家哪派的改革者，从看似属于右派的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到新自由主义哲学家约·阿·霍布森（J. A. Hobson），再到被认为是左派剧作家的萧伯纳（G. B. Shaw），全都共同使用“种族”的语言。随着通俗报刊对许多小规模殖民军事远征成果的大量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通俗版迅速变成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对种族优越论的轻易认定。适合大众口味的远征报道强调的是个人的勇敢，道德品质和进取精神，是“赢得了帝国的业绩”；它们很少谈到交战双方技术装备方面的巨大差距：一方是用来复枪武装的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在90年代还间或使用机关枪，而当地的武装力量依靠的是集中使用的长矛，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几杆零星的火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