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和国旗
总体上说，英国并不寻求更多地直接行使帝国权力，无论在公众中还是在政治上，要求扩大帝国权势的压力集团都没有什么影响力。在一些老的白人移居地区，压力团体甚至追求并促成了权力移交，1867年通过了加拿大自治领法，1900年通过了澳大利亚联邦法。然而，19世纪的最后40年中，英国在非洲、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吞并了大片土地。1851年时，英国就已是世界的商船，在国际海运方面占绝对优势，甚至1870年以后，当英国的制造业产品在走下坡路时，它仍保持着贸易的优势。因此，即使缺少正式的英帝国的权力机构，但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英国的利益。这么看来，在正式的领土兼并之前就有非正式的帝国主义存在：没有什么话比“贸易跟随国旗而来”这个谚语更不符合实情的了。在几乎所有的具体事件中，事实都正好相反。正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无论多么遥远的小港湾，都不会没有英国的代表在那里组织煤油和土产的运输事宜。
在东非和中非地区，欧洲人最初来到时往往带有宗教性质，像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的福音派医务传教士一边传播福音，一边治病救人，并且揭露了不人道的内陆奴隶贸易。1871年亨·莫·斯坦利（H. N. Stanley）“援救”利文斯通的事件经前者娴熟的自我宣扬，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一则著名的冒险故事，并大大增进了人们对“黑暗大陆”的兴趣。
在有些地区，英国的贸易企图得到了武力支持。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印度政府把持着鸦片专卖，英国通过一系列“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政府全面开放通商口岸；事态发展的顶点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那是英帝国主义功业中最不光彩的一笔，因为该条约并非处理地方危机的附加结果，而是出于深思熟虑的一贯政策。有时政府通过特许公司的机制间接参与殖民管理事务，使初始规模很小的贸易得以发展。特许公司是政府担保其在一个地区享有贸易和行政管理权利的贸易公司；尼日利亚、东非和罗得西亚都以这样的方式最终落到英国的统治下；这是因为当一个公司破产时（或实际破产时，如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英国南非公司在1920年前从未分过红利，1923年被接管），英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担当起公司的行政管理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