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谷底
1880年，托利党在大选中失利，格莱斯顿的雄辩固然是其倒台的原因，那年的工商业衰退也有影响。此后，1880至1885年格莱斯顿执政的时期，自由主义跌入谷底，自由党焦躁不安，内阁分歧重重。帝国的事务似乎证实了托利党的指责：迟疑和混乱引发一系列灾难，1885年最终导致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死在喀土穆。自由党人已经太习惯于听从殖民部“官方脑袋”的意见，不可能拒绝扩大帝国的责任范围。于是自由党一面占领领土，一面却又公开表示遗憾，如此便丢掉了两边的选民——因做得太多而疏远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又因似乎很勉强的态度而失去了拥护帝国主义者的信任。
在国内事务上，格莱斯顿决心控制和缩减开支，使得改革计划很难取得实效。同1868至1874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只有一项重大改革受到关注，即1884年郡县选举法修正案。获得选举权后的农工们想来会把郡县的议席交到自由党手中，于是索尔兹伯里来个“针锋相对”，利用上院手中阻止议案通过的权力，捞了一大把：议席重新分配议案得以用对托利党有利得多的方式重新划定城市选区席次范围。就这样，托利党利用了自由党的改革，创建出推举一名议员的中产阶级城市及市郊选区的政治架构，在日后一个多世纪中，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成功所依赖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架构。
如此重分选区和议席的结果就是使自由党日益依靠“凯尔特边缘”，即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议员，于是这三个地区所关心的事情及其想要优先处理的事项也就挪到了英帝国舞台的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