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党的反应
自由党对失利作出了双重反应。在一些城市地区，特别是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力的伯明翰，开始形成政党组织中严格的“地区决策委员会”系统。所谓“决策委员会”是一个小组，其成员是自封的当地名流，往往是不从国教的实业界人士，通常会激烈批评过分谨慎和过分贵族化的自由党领袖。1877年组织起来的“全国自由党联盟”致力将五花八门的地区决策委员会在行政制度上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仍主要由贵族构成的自由党领导层则十分惊慌。
横跨两大派别的是领军人物格莱斯顿。他是利物浦（原籍苏格兰）谷物商之子，却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基督堂学院；他本人是坚定的圣公会信徒，然而在其政治生涯的后期却同情不从国教派别的意愿，故而能投合维多利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心思。格莱斯顿没有“地区决策委员会”为其撑腰，他追求的是统率全国的政权，而不是只有地方根基的权力。他越过了地方组织的首领，诉诸于一切持自由主义观点者的整体。他的方法就是发表政治演说和写作政论性的小册子。
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通过电报连接起来，形成新的巨大的新闻网；这个网络使得英国首次形成即时的全国性辩论：政客演说后的第二天早晨，其演讲文稿就可以出现在国内每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早餐桌上。格莱斯顿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在1868年的大选竞选活动中、在1876年抗议迪斯累里政府处理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屠戮基督徒事件不力的运动中、在1879至1880年对保守党在帝国主义功业中犯下的道德过错和财政违规的挞伐（即“中洛锡安郡竞选运动”）中，开辟了一条新路，致力创建表达道德义愤的大众阵线。“公开演说”成了维多利亚后期政治的特色：格莱斯顿发明了新的政治辩论论坛，当时无论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都不得不加入进来。
